今天，全國每一個教師，每一個青年，每一個教育團體，都應該有認識陶行知先生教育的傾向的必要性。
陶行知先生，我們不能僅僅以“民主的鬥士”或“偉大的人師”去理解他；更不能以他創辦了許多教育事業，就以為他是少有的“教育事業家”。如果照這樣去理解陶行知先生，就是不認識陶行知先生，更不知陶行知先生與中國新教育發展的血肉相連。
我們要從陶行知先生三十年的思想過程、奮鬥經曆去理解他，要從他全部遺著和文化遺產去研究他。更要從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演變，有機地配合起來，探索陶行知先生路向的來龍去脈。
陶行知先生，確實是新中國教育的創造者，他是革命的教育運動家，也是教育革命的戰士。三十年來，他批判地接受了杜威主義的教育思想，同時也批判地接受了中國儒墨荀體係以及孫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礎上創造了新的民本主義的教育思想，也就是陶行知的革命教育思想。
這一種革命的教育思想，絕不是憑空臆造的，他付出了三十年艱苦奮鬥的代價，才有這樣的成果。一位革命運動家，他無理由可以離開實踐。陶行知先生一生事業著重實踐，而且是在顛沛流離中，不折不扣、毫無間斷地實踐下去。就因為他是革命的實踐，才發展他的教育思想到革命的路向，成為中國新民本主義教育思想的體係。
陶行知先生創立“生活即教育”的理論是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時候。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曆史的轉折點，中國文化教育由此轉入新時代。這時，歐美新文化思想輸入中國，多多少少還保留著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思潮，算是美國比較進步的，但一經陶行知先生的吸收，就把他發展到新民本主義文化這邊來。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思想，就是中國新民本主義的教育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