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製是近年來農村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相關期刊論文非常多，專著也不少。但總的來說，從教育政策評價的角度來對“新機製”進行討論的文獻並不豐富。
最早對“新機製”進行係統調研和分析的是東北師範大學的鄔誌輝。2008年鄔誌輝出版了專著《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製》，從教育財政的視角對“新機製”進行了全麵的探討。該著作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製改革進行了係統回顧，並根據國家財政體製改革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不僅如此，在肯定“新機製”作用的同時，該著作還從教師工資、公用經費、“普九”債務、學校亂收費等方麵進行專題分析，提出了具有曆史深度和現實意義的政策建議[13]。另外，較早對“新機製”展開討論的是西北師範大學的王嘉毅和北京大學的丁延慶，他們早在2008年就分別對“新機製”的實施情況展開調查研究。王嘉毅在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四川省、雲南省進行調研，認為財政投入不足仍然是“新機製”麵臨的主要問題，並且中央有必要進一步加大貧困家庭的補助[14]。丁延慶等人2007年5～6月對中部和東部地區166所中小學進行抽樣調查。通過對比“新機製”實施前後農村地區中小學教育經費的收支狀況，肯定了“新機製”政策的積極作用，認為該措施確實有效提高了農村義務教育學校經費的保障情況。但同時也指出，農村中小學亂收費現象仍然存在，而且對於貧困家庭和寄宿學生來說，“一補”的政策額度過低不足以為這些弱勢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持[15]。隨後，華中師範大學範先佐也進行了相關研究。雖然沒有直接對“新機製”進行調研，但是利用其他課題調研的相關數據，範先佐首先肯定了“新機製”的成效，同時也指出在實施過程中由於公共財政投入不足、中央財政“擠出效應”、生均公用經費標準過低所造成的問題。為此，範先佐提出了五點政策建議，包括加大財政投入、創新經費管理方式等[16]。在此基礎之上，付衛東等人利用湖北省的數據，對“中央財政擠出效應”進行了專門討論。付衛東認為，“擠出效應”確實存在，其主要原因是由於“義務教育財政投入不中立”和地方政府努力程度不夠，因此，中央需要在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創建激勵約束製度和創新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監管機製[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