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在20世紀20年代所做的人類學研究，他對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肯尼亞和烏幹達以及對新墨西哥州的普韋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的訪問，其意義遠非理智的遊曆可比。這些研究是他想要達到無意識自我實現這種需要的一部分，它們使他和他所謂兩百萬歲的內心世界建立了聯係。在談到他對北部非洲的訪問時，他寫道：“就像童年時代的記憶可能會突然以如此生動的情緒占據意識，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完全穿越，回到了原始的情境之中那樣，那些表麵看來不相容的和完全不同的阿拉伯世界的周圍環境也會喚醒一種原型的記憶，它是我們對非常熟悉的史前過去的原型記憶，對此我們顯然已經完全忘記了。我們現在記住的是已經被文明社會畸形發展了的生活潛能，但這種潛能在某些地方卻仍然存在。”[1]遺憾的是，自榮格訪問它們以來，許多仍然存在這些潛能生活的地方已經縮小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以致保留下來的隻有少數彌足珍貴的地方了。
在1914年和1918年之間，榮格與其無意識進行抗爭，在此期間進入原型領域之後，他在20世紀20年代尋求從外部印證他的內部研究傾向，客觀清楚地顯示史前時期層層累積起來的集體經驗和潛能。“在我的無意識之中，我想要發現我的人格的那一部分，但它卻在我是一個歐洲人這種影響和壓力下已變得不可見了。”[2]
除了對這些古老的人類生活模式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深刻洞見之外，這些遊曆活動還給他提供了一種立場，使他能夠站在這個立場上對西方文明采取一種比較客觀的看法。這種立場進一步證實了他的這種印象，即歐洲人已經變得與他們自己的人性疏遠了。因為他們的理性主義取勝是以犧牲其生命力為代價的，因此，歐洲人的那種比較原始的本性便被“宣判為是一種或多或少有點隱秘的存在”。榮格的遊曆使他深刻地覺察到，他和他所遇見的人們之間有一種血親關係（consanguinity）◎這裏的血親關係實際上指的是以人類共同具有的祖先為特征的原型意義上的關係。，他開始相信，歐洲人之所以鄙視原始民族，目的是進行自我防禦，不願意承認相比之下他們在精神上是多麽貧困，多麽缺乏動物的生命活力。他寫道：“知識並沒有使我們富裕起來，它使我們因為出生而越來越遠離神話的世界，在這個神話世界裏我們曾經像在家裏一樣舒適自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