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教育家多，教育學家少。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教師，隻要做到相當出名的時候，往往就被稱之為“教育家”，因此我們看到許許多多校長以及各學科的著名教授都成為“教育家”。另一方麵，全國從事教育研究的人很多，教育學界做出成就的學者也不少，但是卻很少人成為“教育學家”。
與有的學科經常稱某位學者為“某某學家”不同，中國教育學界很少稱中青年學者為“教育學家”，即使是上了年紀的教育學專家，也較少被稱之為教育學家。在教育學界，一般都隻稱“教育學者”，似乎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使用“教育學家”的頭銜是很慎重的。我覺得教育學界這個傳統還是好的，即比較嚴格，中國教育學大概是最少稱“學家”的學科之一。因此，這次被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選入《當代中國教育學家文庫》，便感到難能可貴。
成名不易，成家更難。從高標準來說，成為某某“學家”應該要能夠“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開宗立派，或者其學術要有獨門的貢獻，自成體係。做學問貴在自成體係，因為注重體係、有宏大構思，所做的每一項工作都構成總體目標的一部分，就像由眾多石塊壘成高大的金字塔一樣。而沒有總體計劃所進行的研究，最終的結果就如一堆亂石，或者隻建成許多平凡的建築，形不成巍峨的大廈。自1984年碩士畢業到廈門大學高教研究所任教以來，我在教育學界已經行走了32年，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科舉、高考與高等教育三個領域。特別是提出並推動形成了科舉學這一專學，並為理性認識高考製度、穩步推進高考改革出謀劃策，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從一個“善鼓瑟而立於竽門者”，到被北京師範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教育學重要同行所認可和接納，令人欣慰。隻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離真正成“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