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這次在協和外語學院，他們的校長講得非常好，我們這裏好多文化衝突，最典型的衝突是學習蘇教版的教材。上麵有一篇課文叫《日本鬼子》，那麽日本小朋友就不高興了，說我不讀，那麽領導也就是校長說：“可以，你可以不讀，你讀別的，但我們也不改，為什麽呢，他就是鬼子”。不過後來，處理當中要講究一些藝術。比如，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還紀不紀念？當然紀念，但人家就說，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多少周年，很聰明！但是國際方麵還在融和、打通，國內開展各種活動，比如開先鋒班，先鋒班就更靠近國際部，兩部之間經常會有一些活動、溝通。提出國際理解概念，重點是理解，而理解的本質就是文化的溝通。我感覺到，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加大加深，教育國際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們華東師範大學這兩年來，提得最多的一個是國際化，一個是跨學科，就是想在這上麵尋找發展的路徑。
就數字化學習和教學方式更新的問題來看，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那些提出革命性概念的人是值得佩服的，比方說麥克羅漢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提出素質化生成的概念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還提出童年的消失，就是類似於這樣的創新，我覺得科研創新就應該創這樣一些新，而不是翻炒概念，把同樣的事實換一種符號再重複一遍。那麽從平麵媒體的學習到數字化學習，我們也可能正麵臨一種教學上的革命性的改變，前不久我們丁鋼院長的一個博士後就是寫泛在學習。遺憾的是他將傳統文化模式用現代方式進行強化。所以吳剛在提問時就對他說，你這是在走回頭路，模式是舊的，工具、手段、技術是新的，他的問題其實正好回答了我問這個博士後的問題。我的問題是，你用技術能否解決願意學習的問題？因為終身學習，學習化社會並不是說博物館、科技館、圖書館開放了，就是學習化社會，它最重要的是要有終身學習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