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前述國內外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研究我們不難發現，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與高校創新力之間的關係，既有各自的文化差異，又有一定的規律可循。所謂規律就是，高校創新力要提高，就必須要有擁有大批具有高級職稱，有真才實學的學者；而不同國家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的形成，與各國內部高等教育文化傳統與管理機製有著密切的關係。
針對我國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在對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三國高校教師職稱結構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即要改善我國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促進高校創新力的提高，需從如下幾個方麵著手。
（一）賦予高校更多自主權，讓高校依據自身學術水平、發展定位與戰略改善教師職稱比例結構
關涉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的因素較為複雜，既有高校所屬層次的因素，也有性別、年齡以及所屬學科方麵的因素，更有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差。無論是我國還是西方，概莫能外。不同國家高校教師的職稱比例因其高等教育文化傳統的不同而不同。對我國而言，政策調整與行政力量對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的影響作用較為突出。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的變化隨著教育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其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的形成，更多與其高等教育自身管理的文化傳統有關。這裏的管理文化傳統，既包括傳統的政府與高等教育間大學獨立自主自治的傳統，又包括高校內部的民主治理、學術至上的原則。查閱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政策文本，除具有鮮明的國家主義色彩的德國大學外，鮮有關於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的規定。例如，美國高校教師職稱結構，不同大學甚或有不同的教師職稱名分，其教師職稱比例結構更是根據學校自身發展需要自行確定。教師的遴選、任命，均是交由教授委員會民主公推決定。由此可見，高等教育管理體製是影響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的重要因素。高校教師職稱比例結構及其質量的提高，受到行政管理與政策調整因素的重要影響，因此，必須要在管理體製上有所調整，賦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權，令其根據自身情況，製定合理的教師職稱比例調整方略。這就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在製定相關高校教師政策時靈活運用並尊重高校的實際情況，不能凡事搞“一刀切”的思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