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對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來的機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級教師”的榮譽稱號聯係到了一起。
記不得具體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決定在我當時供職的嘉定二中，召開上海郊區重點中學校長現場會，會議的一個內容大概是研究課堂教學問題，並要求所在學校提供上課的實例。當時全校教師都精心做好了開課的準備。我因負責學校的黑板報工作，校長要求在開會前必須更新全校黑板報的內容，忙得我連備課的時間也撈不到。
想不到開會那天來聽我課的校長還特別多，把一個大教室擠得滿滿的。我執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從來不用串講法，而是在學生自讀的基礎上，結合對文章內容的理解，通過師生對話，引導學生體會文言詞句的含義和表達作用。這樣教學文言文，學生學得主動，課堂氣氛生動活潑，引起了市教育局領導和校長們的濃厚興趣，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過後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點中學教導主任會議又在我校召開，又聽了我執教的文言文《觀巴黎油畫記》，又獲好評。這兩件事過去也就過去了，我根本沒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年底，校長給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級教師申請表》讓我填寫，說是縣裏推薦我為上海市特級教師。老實說，表我是填了，但自知隻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評選特級教師，挑選特嚴，比例是三萬分之一，而我的條件又太差：學曆初中畢業；政治身份“摘帽右派”；在市裏又毫無知名度。但出乎意料的是，經過評審委員會的嚴格審查，一輪輪地淘汰，最後留下了36名幸運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說，錢夢龍的機遇好，如果沒有那兩次市級會議的聽課，他怎麽可能脫穎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學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我所展示的雖然隻是短短的兩堂課，上課前也沒有精心地備課，但為了上好這兩堂課，我卻準備了幾十年！事實上，從我走上講台、摸索適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經在“時刻準備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