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學擔任義務教師僅一個學期，就得到了一位中學校長的賞識，1950年開始到中學兼課，1951年成為專職中學語文教師，直至1957年上半年止，26歲的我，已是這所縣重點中學的高中語文教師、教研組長、優秀教師。當時縣教育局舉辦教師暑期培訓班，還聘我擔任語文班的主講教師，為比我年長得多的語文教師講課。
人們覺得奇怪：一個僅有初中學曆的青年教師，怎麽可能勝任這樣的教學任務？
對這個問題，我有時候自己都有點納悶。細細想來，無非是憑著這樣兩條：一條是學生時代打下的紮實的語文基礎；另一條是教學中采取了“反求諸己”的策略。
我在中學讀書時，語文成績突出，可以說完全得益於我的自學。我愛讀書，也愛寫文章；為了寫好文章，閱讀時又養成了琢磨文章的習慣，尤其在語文課上，老師每次開講新課之前，我總要先把課文好好琢磨一下，到聽課時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師的講解互相印證、比較。這種學法，把單一的“聆聽”變成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但知識學得活，又鍛煉了思維能力。課外，我旁搜博采，讀了不少書。由於愛寫作，又獨自創辦了一份名為《爝火》的壁報，自己撰稿，自己編輯，定期出刊。不間斷的閱讀和寫作，使我雖然隻是初中學曆，但我的語文“學力”事實上已遠遠高於初中。
其次是在教學方法上比較善於體悟。《詩》雲：“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早年學習語文的這些經驗，在我當了教師後正好給了我教好語文的啟示。初為人師的我根本不懂什麽教學法，但我深信，自學既然能幫助我學好國文，肯定也能幫助我的學生學好語文。因此，語文課上我盡量調動一切方法，或提些有啟發性的問題，或設置能引起學生思考的懸念和情境，想方設法激起學生讀書、求知的欲望和興趣，引導學生像我當年學習國文那樣學習語文；教學生讀課文時，則自已盡量少講，多留一點時間給學生自己讀書和思考。當時腦子裏還沒有“教學藝術”的概念，但這種從自己獨特的“學曆”（自學的經曆）中體悟出來的“教學法”，與當時語文教學中普遍采用的刻板的串講法確實不大一樣，學生學得比較主動。1956年，我因教學成績比較突出，被評為優秀教師，並被指定在全縣優秀教師大會上宣讀了題為《語文教學必須打破常規》的論文。這篇論文，標誌著我的語文教學改革意識的覺醒。80年代初，我又提出“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訓練為主線”的教學觀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語文導讀法”，追根溯源，都可以從我的自學、體悟的曆程中找到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