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大學時已經28歲，按現在的年齡算，博士也該畢業了。在大學讀書，雖然沒有白發老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幫比自己小10歲的同學在一起，多少有些不習慣。記得那時大家好像隻想著“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讀起書來近於癡狂，而發表意見卻很謹慎。
“知識分子”不應當滿足於他人告知的知識或思想。特別是教育者，如果自身沒有獨立思考的意識，他的學生也就如同標準的罐子，隻能接受機械地灌輸。1978年秋天，我混在高校馬列教師和省級機關幹部中聽胡福明的“內部報告”，胡福明當時是南京大學哲學係講師，他執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全國性的討論。他在報告中說到政治運動傷害了知識分子，說到“大躍進”是錯誤，說到應當替彭德懷平反，說到“文革”是災難，說劉少奇根本不是叛徒、內奸、工賊……坐在我周圍的幾個高校政工幹部在議論，罵他“胡說”，“早晚坐牢、槍斃”。20多年後我見到胡福明，說起當年那場內部報告，我們都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巨變感慨不已。解放思想，要靠知識分子的自覺；任何行政措施，都不可能讓知識分子真正地有自己的思想。當年胡福明獨立思考、探尋真理的那種勇氣，曾長時間地影響過我。
有時我很不解，一些教師不具備教育者應有的文化和文明素養，但自我感覺卻非常好。20世紀80年代，學校每星期都有固定的“政治學習”活動，幹部讀文件、讀報紙，然後大家討論、表態，說點假話，或者幹脆開“啞巴會”。我當時想過，那種20年不變的“學習”模式也是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思考意識的原因之一。進入21世紀，管理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又出現了新傾向。一些學校的講壇基本由校長包場，成年累月宣講，不厭其煩；有的學校甚至編印校長語錄，到處張貼校長照片；一些教育行政部門的幹部和校長，嘴裏說一套，行動做一套,教育口號和教育行為嚴重背離……在這樣的氛圍下，教師獨立思考的品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