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讀書。
16歲正是渴望讀書的時候，中外文明史上那黑暗的一頁“無產階級**”翻開了，“文革”既然開始，學校便也終結。我剛念完初三，一切升學的美夢均告破滅。
於是，跟同學們一起繃緊了階級鬥爭的弦去參加“文革”。運動了兩年，愈加莫名其妙，正在不知將來以什麽為職業的時候，“文革”浪潮又把我們推到了廣闊天地，據說去“大有作為”了。我便從沈陽市三十二中學，下鄉到遼寧的南大荒盤錦。
同學們付出的勞動時間不算短，常常日不出則已先作，日已落而尚不息，勞動所得卻連饑腸都無法填飽，擴大再生產和積累更無從談起。端起碗來喝白菜清水湯，放下筷子卻絕沒有人敢罵娘，原因是勞動歸來還要抓各種各樣的鬥爭會、批判會。大家繃緊了那樣一根弦過日子。“階級鬥爭”果然“一抓就靈”，人們餓得要命，卻能夠搜腸刮肚，想出各種各樣權勢者愛聽的話，來進行“大頌揚”。並且表決心，要進一步勒緊腰帶，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因為據說，他們正過著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在水深火熱中受著煎熬。
這樣的日子，過了不到十個月，我便當上了民辦教師，那一年，我19歲。
我讀書的時候，並沒想過能去教書。
剛聽到讓我去教書的時候，我並不願去。我們全班55名同學下鄉在一個青年點。有一位同學先我分配，到縣城的公路工程隊去做築路工人，同學們都羨慕得厲害。對我去教書則感到惋惜，有的朋友勸我別去，以便等待當上領導階級的機會。盡管不願去，但我又不敢不“把一生交給黨安排”。便服從命令去教書了。
教書之後，才發現學生們心靈世界的廣闊。農村孩子們真誠、質樸、勤勞的品質深深感染著我。我教的第一屆學生便是小學畢業班，學生比我小不了幾歲，第二屆的學生，年齡大的，才比我小四歲，這樣我們共同語言便比較多。當時教材又比較淺，剩餘時間，我便給學生讀《紅岩》《歐陽海之歌》，講我看過的一些書，介紹城裏的一些事情，他們也告訴我一些在城裏人那裏聽不到的農村的習俗、秘聞。生活在他們之中，我感受到精神的滿足，靈魂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