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各不相同，遭遇殊異：有的一帆風順，有的命運坎坷；有的先甘後苦，有的苦盡甘來……
剛解放不久，1950年3月，13歲的我就以初中一年級學生的身份參加了解放軍。因為有初中半年的文化水平，還居然在部隊當上了“文化教員”，為戰士“掃盲”。也許是那些樸實憨厚的戰士對文化的特別熱情感染了我，使我對循循善誘、開啟心智的教師職業，開始萌發了愛慕之心。緣分讓我和“教育”走到一起，以至轉業後毫不猶豫地向地方政府提出了要當農村教師的要求。以後又有機會離職輪訓，在兩年製初級師範學習。這便成了我一生中的最高學曆，從此，再也與上學無緣。
然而，在弱勢的生命中，往往會蘊含著強勢的血脈。初師（相當於初中）兩年的學曆是“窮”，但“窮則思變”；農村教師的生涯是“土”，卻“土能生勤”。這便是我生命的亮點。我醉心於語文教學。正是自感知識的貧乏和教學的需要，便在公私兼有的動機驅趕下，硬啃了《中國文學史》等自認為是大學課程的10餘門學科。在初師輪訓期間，以全部寒暑假留校為代價，在一位青年政治老師的指導下，係統地自學了3部哲學著作。雖然命運可能常常走錯房間，但我慶幸自己歪打正著，較早地選準了自學方向。今天看來我對生命的開發，是作了一個正確的、從實際出發的“成本預算”的。然而，時代的恩賜帶著一絲苦澀；沒有進校深造的機遇固然促成了我對自學的濃厚興趣，而刻苦自學、潛心教學的愛好又給我帶來厄運。在極“左”思潮下，“業務掛帥”“白專道路”的種種罪名就像噩夢一樣伴隨著我。那種境況，不僅有生理上的重壓，更有心理上的超載。但冰心說得好：“在快樂中我們要感謝生命，在痛苦中我們也要感謝生命。”“石壓筍斜出，懸崖花倒生”，在艱難困苦中我逐漸有了長進，開始為縣內外執教公開課，寫寫小文章，“知名度”也與歲月俱增，在朦朧中我似乎享受到了在家長、學生、同行的心目中當一個名教師的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