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貝克特在其著名的荒誕劇《等待戈多》裏，以一個被人用繩索牽著走的小醜似的人物代表“思想”。“思想”時刻處在皮鞭的威脅和抽打之下，“思想”隻能服從管理者的口令。牽著“思想”走的波卓說：“思想就此完蛋了!”
然而幸運的是，思想並未從此完蛋。我在失敗的考驗之中結識了這位巨人。
教學中，我常遇到這種情況，在部分領導教師看來，我班的管理，缺乏“嚴管”導致“鬆懈”。比如夜自修，學校推行“不抬頭、不走動、不說話”的三不政策，我偏不管，允許學生調換座位，小聲交流、合作學習；再比如夜自修6：50開始，優秀班集體6：00開始就實行“軍管”了，值日班長赫然記下“某某同學上廁所，6：13去，6：16回。”但我6：00的時候正和寄宿生在宿舍聊天；又比如別的班級老師利用夜自修組織學生考試，我“不知好歹”地堅決反對……也曾經想給自己辯解幾句，但那幾個“優秀班主任”立馬會搶白我們總得為學生負責！是的，為學生負責。——是為學生的高考負責，還是為學生的終身負責呢？也許沒有前者，也就沒有後者吧。而我，隻看到了後者；眼光，明顯有些遠視……
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困惑的陰影中反思自己的教育和自己的管理，得出的結論是在當前的教育大背景下，我在學生工作中僅僅啟用了一串鑰匙，那就是“尊重”“保護”“關愛”，而沒有啟用另一串鑰匙，那就是“喚醒”“激勵”“發展”；“愛心”有餘而“嚴格”不足，“民主”有餘而“法治”不足。
不久，我又擔任了高一班主任並執教語文。在治班策略上，我采用從“嚴管”到“初放”到“學生自我管理”三步走，班級口號也有了階段性差異——“我們是一個集體”“我們是一個先進集體”“做學校曆史上有影響的班集體”；育人目標擬定為“自我實現型人格的初步塑造”；反複強調“狀態遠大於方法，方法遠大於苦幹”，強調讓學生找回“健康、快樂、自信、向上”的學習生活狀態。效果十分理想。我班學生從曆次考試到學科競賽到籃球足球賽都成了年級穩穩當當的領頭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