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1970年。這個年代出生的人，接受理想化的東西多一點，因此到現在，我都是理想主義者，甚至理想得有些過了頭，成了幻想。這就有了工作和生活中的許多痛苦，有了性格命運中的悲劇因素。
讀初中，開始我有作品在報紙雜誌發表。拿到稿費對於貧寒的家庭來說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這時候我便有了人生的誌願——當作家。父親不反對我拿稿費但反對我當作家。反對的原因是“文革”給他留下了慘痛的回憶，而我隻踩到了一點尾巴，沒有蛇咬的經曆；反對的後果是高中畢業我進了師範，用父親的話說：“現在可以吃安穩飯了。”
工作三年後，我還是以“借調”的方式去了市文化局任創作員。在文化圈裏我是如魚得水。當我成為作協會員並有幸向陸文夫、範小青等知名作家當麵討教的時候，我有一種類似於在那艘著名的沉船船頭“飛”的感覺。
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正當風動我帆、水揚我心的時候，一份《莫讓優秀青年教師流失》的政協提案把我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急招回課堂。麵對曾經的出發點和眼前的停泊地，把鋼筆換回粉筆的我有一種“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覺。而恰在這個時候，一位褲管挽得高高的農民，給了我睿者的指引。
那是一個細雨的午後，這位農民父親打著土布的雨傘來找他的孩子。這是一堂尋常的語文課，課開始僅有五分鍾。我說：“有什麽急事，你把孩子叫走吧。”那位父親連連搖頭“這怎麽可以？這可是語文課！讓他聽完這堂課我再帶他走”。於是，這堂課有了一位特殊的聽眾——一位打著土布雨傘站在教室外邊滴雨簷下的父親。於是，這堂課我上得特別投入，就像一位高超的琴師，在五十多名學生的心弦上撥弄了一曲……
從此，我踏進課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堂課是我也是學生乃至學生家長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我和我的學生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應當為這堂課的平庸蒼白而慚愧，也不應當為這堂課的碌碌無為而悔恨。從此，我走下講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今天這堂課，學生收獲了沒有，我收獲了沒有；課的哪一個環節處理得特棒，哪一個環節還有待提高？從此，我塵封起我的作家夢，把人生航向修正為做一個特立而不獨行的語文教師，記住學生，並讓學生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