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厚江
走在田埂上的孩子
我的心中始終鐫刻著這樣兩個畫麵：
月光溶溶，一位老農在用釘耙翻地，一耙下去，隻是幾寸見方的一小塊，可等到天亮，足足兩畝的一塊地已經翻完。
——這便是我的父親，他說：“沒有翻不完的地，一滴汗水一粒米。”
夕陽西下，一條窄窄的田埂小路上走著一個孩子，他正向著遠在幾十裏外的家走去，一小步也許隻跨出不足一尺，可他從容地向前走著……
——這個孩子就是我
20世紀80年代初，我中師畢業後分配到一個離縣城幾十裏路的鄉村中學。學校很小，消息十分閉塞，自然沒有什麽教研的氛圍，甚至從沒聽說過這麽一回事。大家都是照著教參上課，能把教參上的內容都理解了，能把學生都講懂了，那就是好教師。
盡管我從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一直是班級裏的“小先生”，但由於種種原因，1978年高考我的誌願中沒有一個是師範。因為第一誌願海運學院的身體複檢和政審沒有過關，所以開始的幾批錄取我都被耽擱了，最後因為分數還比較高，被錄進了師範學校。
我既是一個很現實的人，又是一個不安於現實的人。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改變在鄉村中學做教師的命運，我能做的就是把課上好，做一個學生歡迎、家長放心、領導信任、同行認可的好教師。
學校裏平行班級才兩個，一般由一個教師任教，自然不可能有今天的所謂集體備課。教研組一兩個月開一次會，不是政治學習和評救濟金，就是評先進、發展黨員，業務活動幾乎沒有。我讀了兩年師範，幾乎學的都是中學的內容，漢語拚音則是小學的水平，自然不會有什麽教學法之類的課程。語文課到底該怎麽教呢？什麽樣的課才叫好課？心裏一點底兒也沒有。主要就是聽學生的反映，學生喜歡我就高興，學生說好我就堅持。同班同學中有幾個分配的學校比較近，我就發起每周聚會一次，大家輪流坐莊，輪到的同學既要上一節課讓大家評議，又要招待大家喝一頓1元2角錢一瓶的二曲酒。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同學的學校聽課，他的一個年輕同事也參加我們的活動，評議時和我意見不合。他激將道：“你上一節給大家聽聽，如何？”年輕氣盛的我居然真的上了一節課。至於好還是不好，已沒有多大印象。在這種有點沙龍味道的活動中，我對語文課似乎越來越有感覺，學生也越來越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