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鑒於民國時期教育發展十分不足，而且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被蔣介石帶往台灣，因此新時期教育麵臨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為國家建設培養各方麵的人才。為了這一目標，20世紀50年代初期，各中學裏的大批教師被抽調以充實大學，有的調任後直接擔任係、所主任。當時的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在一年之內被調往大學的教師就多達6人。在這場大潮中，南洋模範中學的沈起煒也被調出，進入了中學教師進修學院（後與上海市教育行政幹部學校、幹部文化學校和自學廣播學校合並為上海教育學院，1998年並入華東師範大學），成了一名大學教師。
這種情況各地皆有，帶來的直接影響差相仿佛。
當時，國內各大名牌中學都經曆了一次教學崗位大洗牌，曆史教師隊伍裏原有的精英幾乎盡失。當時南洋模範中學校長私下裏抱怨說：“學校好比是一碗餛飩湯，現在把餛飩全都撈出去，就隻剩下湯了。”[1]
對於仍留在中學的許多曆史教師來說，不能預期進入大學，難免會“望洋興歎”“心灰意冷”，於是有的中學教師就提出了達到一定水平就應該送到大學去工作的主張[2]。在他們看來，這場教育界人員大變動不同於以往的個人選擇，變動者不再有回流的可能，不變者亦幾乎此生無望。因此，從中學到大學就不再是普通的“跳槽”，而成為了一種“升遷”。
教育環境的變化尚不止於此。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改善教育，政府建立了許多新學校或是擴充了原有學校的規模。由於原有的大批教師被調入高校，從而導致基礎教育界師資奇缺。與此同時，上海大批的外資企業撤出中國，原來的國民政府又留下許多不能進入新政權的公務人員，許多人一下子湧入社會。於是，社會上的三教九流都進入中學，而且大多數擔任了曆史教師，造成了當時曆史教育界從業者之來源複雜遠逾今日之想象。從他們的知識背景來說，既有科班出身，也有半路出家；從入行前的社會身份來說，既有知識分子社會賢達，也有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的轉業人員等。正如江河奔騰、泥沙俱下，而魚龍混雜，難以區別。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學的曆史教研組長鮑文希在1957年《曆史教學》雜誌組織的一次筆談中回顧說：“師資的來源，除了師範大學及師範專科學校培養為數寥寥的專業教師外，其他就饑不擇食地東拉西扯，有轉業人員，短期師資訓練班，還有家庭婦女及失業人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