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以“東方巴黎”著稱，為20世紀前半期東亞第一巨型都市。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經成了中國最富市場活力和最富思想活力的地區之一。
辛亥革命之後的二十多年裏，上海教育政出多門，在基礎教育的管理上一直未形成統一的格局。這本是全國各地都有的情況，而上海則更為突出。當時這座大都市租界林立，國家權力難以介入；即使在租界之外，政府的影響也同樣有限。[1]當時上海不同類別的學校很多，如民間私立學校、外國辦學校、公立學校等，尤其以私立學校為多，有研究者稱之為近代上海的“一大奇觀”。在1929—1934年間，上海各類別的私立學校占同級類別學校的年平均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依次為：私立初級中學，93.67%；私立中學校，88.25%；私立職業學校，84.98%；私立小學校，79.09%；私立獨立學院，78.50%；私立幼稚園，73.40%；私立師範學校，70.17%；私立大學校，69.70%；私立專科學校，60.28%；私立初級小學，59.55%；私立高級中學，54.17%。[2]這些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首要考慮的並非政府的政策指令，而是高等學校招錄學生的需求和學生與家長的口味喜好，由此造成各類學校辦學目標、宗旨各異，教師也各行其是。正如畫家、美術教育家劉海粟先生在回顧上海美術專門學校1921年的教學時指出的：“上海美專是私立的專門學校，所以一切主張隻要內容通得過，認為妥善，便可實行，沒有什麽阻礙和牽製，所以各部分內容可說沒有一期不變動、不改進的。因為學校的教學本來是活的，是要依著時代的發展而改進的，決不可以依著死章程去辦事。”[3]
當時的上海，一般中小學教師的收入大致處於社會中等水平。20世紀30年代，中學教師的工資大約是70～160元，教導主任、校長可達160～200元。一般情況下，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費每月大約需30～40元。因此，一個人的工作不但足以維持家庭生活，而且綽綽有餘。由於生活的富足，教師的生活較為豐富，業餘愛好也有所發展。根據1934年的一份調查，當教師收入超過當時社會工資的平均水平時，半數以上的教師都有看報、參觀、看展覽、聽演講、參加各種研究會的習慣；40%以上的教師有閱讀書籍的習慣；還有15%左右的教師有從事圖畫、手藝的愛好。但是，私立學校教師之間的收入差異很大，有的私立學校教師的收入低於公立學校的收入水平，有的則可能大大超過，尤其是工部局（租界管理當局）和有外資津貼的學校，教師的收入可能是公立學校教師收入的一倍以上。[4]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公立學校紛紛轉入租界，教師的收入也受到影響，但大體來說還算是穩定的。因此，很多中學往往能吸引許多一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是有誌於從事教育事業的高學曆青年。但是，相比於同時期的高校，中學教學的收入又常常達不到作為知識分子的生活要求，因而教師隊伍並不是很穩定。很多青年往往因為一時沒有工作而進入學校，但一旦找到收入更高或更為理想的工作後，就會選擇離開。據1931年統計，上海公立中學的165名教師中，16年以上教齡的隻有1人，而6年以內教齡的則多達161人，可見這一職業人員流動之頻繁。但是，作為知識分子通往高校的中轉職業，上海中學教師幾乎都有高等師範以上學曆，留美博士也並不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