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的大學教育經曆對您今後的曆史教育思想有什麽影響？
朱：1983年，我進入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學習。我的老師基本上都在“**”前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大都功底紮實，治學嚴謹。在大學學習生活中，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抓緊讀書。我星期天基本上都泡在圖書館，閱讀了大量的曆史專業書籍以及教育學、心理學方麵的論著。二是跟著導師做課題。通過做課題，一方麵可以零距離感受導師的人格魅力和治學精神；另一方麵也鍛煉了自己，對學術研究的基本程序和規範有了一定的認識。大學實習也是一段讓我終身難忘的經曆。帶教我的是現在向明中學校長芮仁傑先生。從備課的格式到教學的環節，從教材的把握到語言的表達，他都給了我悉心指導，可謂盡心盡力，為我以後能夠擔綱中學曆史教學奠定了堅實基礎。當然，大學的曆史教育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是大學本科曆史教育要加強曆史思維邏輯的訓練，這對於中學曆史教育者有著重要的意義；二是大學本科曆史教育過於注重史學本體知識的學習，忽視了曆史本體知識產生過程的學習，也就是說，在史學方法論方麵還比較薄弱。
問：請您談談工作後的主要經曆及教學思想發展曆程。
朱：1987年，我進入奉賢縣（現改為奉賢區）錢橋中學任教，1995年調入奉賢縣教師進修學校，從事中學曆史教研工作至今。老一輩曆史教師的言傳身教讓我終生受益。他們的教學基本功非常紮實，求真務實，以及對教育事業永不止步的執著追求。特別是他們為人正直和善，樂於獎掖後進，對我耳提麵命，誨人不倦。回顧自己的教學思想發展曆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95—2000年。這一階段主要是對前任教研員的思想進行繼承、夯實並有所發展。當時一期課改提倡曆史課外活動，所以我花了大量精力來指導中學曆史的課外活動，後來出版了《中學曆史活動課指南》一書。第二階段是從2000年至今。這一時期我參與了上海市曆史課程標準的製定以及教材的審查，經常與曆史教育專家和大學教授交流切磋，對中學曆史教育有了新的思考。我開始更加注重對曆史本體的認知，如曆史學的本質到底是什麽、中學曆史教學到底要教給學生什麽等，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中學曆史學方法論，適宜於中學教學的史學方法論思想體係。實踐證明，這一思想對中學曆史教學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