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先生是我的老師。1949年我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那時還叫北平師範大學）教育係，董先生是校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學院的院長。說實在的，當時所以報考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也因為聽說北師大教育係有一批像董先生那樣的民主教授。入學以後的第一年董先生就給我們講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使我第一次接觸到教育理論。記得當時他分析教育方針與教育政策的聯係與區別，介紹當時新中國的教育方針是為生產服務，向工農開門。
先生早年用一年時間考察過歐洲的教育，回來後出版了《歐遊印象記》。我們讀了都覺得很新鮮。這本書為我國早期比較教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可惜我在二年級結束以後就離開北京師範大學到蘇聯莫斯科留學去了。五年後回來，董先生已經擔任我校副教務長兼教育實習委員會副主任，不直接講授教育學了。但他的教學單位是教育係教育學教研室。我分配到教育學教研室當助教，所以有機會聽到先生的教誨。而且每周三下午的政治學習以教研室為單位，所以總是在一起討論學習各種問題。
董先生為我校學生的教育實習規範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和蘇聯專家一起製訂了教育實習的方案，對教育實習的目的、內容、要求、規則，指導學校、指導教師的要求、職責等都做了詳細規定。他還多次撰文論述了師範生教育實習的必要性。1954年教育部頒發的師範學院和師範專科學校的兩種教育實習暫行大綱就是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實習的經驗的基礎上製定的。這些方案和要求至今仍為師範院校學生教育實習所應用。
董先生不僅是教育理論家，也是教育實踐家、社會活動家。早年致力於民眾教育工作，進行普及教育實驗，對社會教育有深入的研究，提出教育大眾化、教育社會化、教育生活化、教育民主化的教育主張。他強調學習教育理論要聯係教育實際，強調師範生進行教育實習的重要性。他還提出師範院校要“麵向中學”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師範大學引起了一場爭論。師範院校是向“綜合大學看齊”還是“麵向中學”，後來演繹到師範院校的學術性和師範性的爭論，至今尚未停息。其實董先生是在論述師範生要不要進行教育實習的問題。但爭論的雙方都是從一個側麵來談問題，所以總也談不到一起。董先生強調要理論聯係實際，認為實習可以論證理論，深化理論的實踐性，有利於培養新型人民教師的全麵性。這個觀點至今也還是應該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