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受到“**”破壞最嚴重的一個領域。“**”結束以後，教育事業在鄧小平同誌的指示下很快恢複，但是教師隊伍卻不是立刻就能恢複的，合格的教師奇缺。同時由於受到“**”的衝擊，教師的社會地位很低，物質待遇很低。20世紀80年代，優秀青年都不願意報考師範院校。很多師範院校招生錄取第一誌願的學生竟然到不了10名。因此各界有識之士都呼籲全社會都應該重視教育和尊重教師。1985年，我曾經和時任教育工會主席的方明同誌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尊師重教的倡議。方明同誌、我校王梓坤同誌等都呼籲要建立教師節。但是我認為，一方麵要大力呼籲社會尊師重教，另一方麵，教師自身也要提高專業水平，值得讓社會尊重。於是1989年5月我在《瞭望周刊》上發表了《必須使教師職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章，提出了教師要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觀點。我認為任何一個社會職業，隻有具有不可替代性，這個職業才能有社會地位，才能受到社會的尊重。如果一個職業是任何人都能擔任的，則這個職業不可能有較高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我認為這是社會的一條鐵的規律。
為什麽得出這樣的結論呢？因為有一件事情刺激了我。1980年我為了編寫中師學生用的《教育學》教材，和靳希斌、趙敏成同誌到四川、湖北、湖南、浙江、上海等地調查。在湖北武漢時住在省委招待所，同屋住的是一位勞動人事部的幹部。我們茶餘飯後閑聊時就講到知識分子的待遇太低，體腦倒掛，我說我們教師的待遇也很低，特別是農村小學教師的待遇太低。他忽然說：“小學教師怎麽能算是知識分子？”我說：“小學教師是教書的，有知識的人，怎麽就不是知識分子呢？”他說：“你沒有看到嗎？農村小學教師大多是半文盲，怎麽能稱為知識分子呢？”這句話對我的刺激很大。的確，經過“**”的破壞，教師隊伍中充斥了許多不合格的人。不是有這樣的笑話嘛，有一個村幹部對小學教師說：“你好好幹，幹好了我提拔你去當合作社售貨員！”可見小學教師的地位竟然不如售貨員！怎麽才能讓社會尊重教師呢？我想首先要使我們的教師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值得人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