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激**的時代
提倡中國教育的現代化——顧明遠先生的先見之明
池田
此次能與中國教育界卓越的指導者顧明遠先生以書信往還的形式進行對話，我感到萬分欣喜。
回想起1974年的12月5日，那一天寒風凜冽，周恩來總理在北京305醫院接見了我，展望了中日兩國乃至全世界的友好未來。[2]從那以來，三十五星霜過去，我繼承了周總理的遺誌，開辟了兩國的教育交流和青年交流之路，想必周總理在天之靈也會為此而感到欣慰。我正是在如此浮想聯翩之際，給顧先生提筆寫信的。
去年（2008年）夏天，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及殘疾人奧運會在貴國北京召開，我也通過電視及報紙高興地看了相關報道。在象征著貴國飛龍騰空般發展的和平盛典上，那幅長長的畫卷深深地感動了世界。
2006年10月，顧先生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授予我“名譽教授”稱號，我感到非常榮幸。借此機會，我再次向貴校表示衷心的感謝，貴校譽滿天下，而將我納為其中一員，此恩我將終生報答。
據說去年秋天貴校召開的研討會也是為了紀念我發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1968年）四十周年[3]，對此我誠惶誠恐。顧先生的主題演講洞察了促進人類相互理解的方向，我讀後感佩不已。在演講中，顧先生將去世不久的美國哈佛大學塞繆爾·亨廷頓博士在十六年前（1993年）提出的“文明的衝突”理論作為論述的基礎，一方麵指出“文明的衝突”理論已經無法正確地解釋當前危機的原因，另一方麵又對亨氏的“世界從一個文明對其他所有文明單方麵地發生影響的階段，已經開始過渡到所有文明之間激烈地、持續地、多方麵地相互作用的階段”這一觀點表示首肯。[4]顧先生進而論述了在各國、各民族不可避免相互依存的現代構建“通過和平對話實現雙贏關係”的必要性，並做出如下結論：要不斷通過教育等多種交流渠道，互相學習寬容與理解的精神。我亦持完全相同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