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各章我們剖析了影響中國教育傳統的中外各種文化因素。從這些因素中可以看到，中國教育的文化基礎是複雜的、多元的。中國教育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文化基礎當然是中國的民族文化傳統，但是，中國的現代教育製度又是引自西方，因此不能說沒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而中西兩種文化是異質的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入侵，對中國來說，開始是被迫的，所以衝突和融合經過了長期的痛苦的過程。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說，使中國人生活狀態變遷，日趨覺悟的是“歐化之輸入”，但因為與中國固有文化的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所以數百年中國擾攘不安的現象，十之八九是由於兩種文化相觸接相衝突。他接著說，凡經一次衝突，中國人就受到一次覺悟。直到他作文的“五四”前夕，已經過六個時期：第一期在明之中葉，“西教西器初入中國”，知之者乃極少數人；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曆法，見納於清帝，朝野舊儒，群起非之，是為中國新舊相爭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鴉片戰爭以後，“西洋武力，震驚中土”，於是出現“洋務西學”之名詞，當時爭論的是“鐵路非鐵路問題”“地圓地動地非圓不動問題”；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軍破國削”，遂有戊戌之變，新思想有了拓展，由行政製度問題而轉入政治根本問題；第五期在民國初元，“辛亥之役，共和告成”；第六期是“今茲之戰役也”，即指民國初期複辟反複辟的鬥爭。[1]他說：“國中賢者，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製之心，因以明確。”[2]他懷著疑慮之心說：“然自今以往，共和國體，果能鞏固無虞乎？立憲政治，果能施行無阻乎？以予觀之，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猶待吾人最後之覺悟。此謂之第七期，民國憲法實行時代。”[3]他認為，最後之覺悟，“尚難實現”。為什麽？因為當時對共和、對立憲，隻有少數人覺悟，多數國民“不見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他把最後覺悟的希望寄托於青年，並向青年陳述三點：①政治覺悟。要認識到，第一步，“國家為人民公產，人類為政治動物”；第二步，“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也”；第三步，“共和立憲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②倫理的覺悟。陳獨秀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階級製與西方的自由、平等、獨立是誓不兩立的，隻有廢除綱常階級製才是倫理的覺悟。他把倫理覺悟看作“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4]。這是陳獨秀早期的文章，還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世界觀來分析東西方文化的關係的，而是主張歐化，也即西化，用西方自由、平等、獨立的共和政體來取代中國的專製、獨裁政體，但他分析中西文化衝突的脈絡是很清晰的。中國向西方學習，從態度來講，經過了從被迫到自覺的過程；從程度來講，首先是認識西方的物質文化、火器曆法，然後認識西方的製度文化、共和立憲，最後才認識到西方的觀念文化——自由、平等、獨立。按陳獨秀的意見，觀念文化是最重要的，即所謂“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但是觀念文化的學習是最艱難的，而且不可能像製度文化那樣用一種製度來代替另一種製度，隻能是在衝突中融合。所謂融合，就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吸納新的文化因素，創造出一種具有本土特色的新文化。中國現代新文化走的是這條路，中國現代教育也是走的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