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比較教育學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較教育研究對文化的重視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薩德勒（M.E.Sadler）在題為《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從外國教育製度研究中學到有實際價值的東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 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gn System of Education？）的著名演講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對比較教育的重要意義。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國教育製度時，我們不應忘記校外的事情比校內的事情更重要，並且製約和說明校內的事情。”他說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他說：“當我們倡導研究外國教育製度時，我們注意的焦點一定不能隻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築物上，或僅僅落在教師與學生身上，我們一定要走上街頭，深入民間家庭，並努力去發現在任何成功的教育製度背後，維係著實際上的學校製度並對其取得的實際成效予以說明的那種無形的、難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說，隻有理解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才能理解這個國家的教育製度。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康德爾（I. L. Kandel）等人秉承了這一思想，他們開創了因素分析時代，為比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爾提倡描述曆史事實，分析社會曆史背景。他還把民族主義和民族性作為決定各國教育製度性質的因素。漢斯（N. Hans）則對影響教育的諸種外部因素加以係統化，並主張應當對形成教育的因素給予曆史的說明。他把影響各國教育製度性質的因素分為三類：自然的因素（種族、語言、地理和經濟因素），宗教的因素（羅馬天主教、英國國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三類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