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教育作為教育學科群體中的一門分支學科，它還很年輕，主要表現在至今對它的定義眾說紛紜，它的研究對象和範圍還不確定，它的研究方法體係還缺乏科學性。美國卡紮米亞斯和馬西亞拉斯合著的《教育的傳統與變革》一書，開頭就提出一大堆問題：“比較教育憑它本身的性質是否已經是，或者有可能稱作具有特殊方法與內容的學科？它應當集中研究教育的哪些方麵？它與其他方麵處於怎樣的關係？它是否應該作為某一門或幾門已經確定的社會學科或文科的附庸？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從理論或者應用的觀點來加以研究？”他們並沒有回答這些問題，隻是得出了一個簡單的結論：“我們的主要論點是：比較教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可以從其他學科劃分出來，按照所研究的問題的種類，進行係統的學術研究。”也就是說，他們避開了比較教育的定義和研究方法體係的問題。的確，要回答上述問題並非易事。幾十年來，比較教育學者在這方麵做了許多工作，提出許多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但不能說問題已經解決。
沒有自己獨立的方法論體係，很難說這門學科已經成熟，比較教育的困境就在於缺乏科學的方法論體係。當然，話又要說回來，並非借鑒別的學科的方法，就一定是別的學科的附庸。哲學的方法論是最高層次的方法論，各門學科都要以哲學的方法論為指導，但不能說所有學科都是哲學的附庸。有一點卻是事實，即許多學科都是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當今學科向著分化和綜合兩個方向發展。分化出來的學科必然會帶著母體的某種方法；綜合起來的學科又必然會融合幾門相關學科的方法。因此，借鑒別的學科的方法，不僅不是什麽壞事，反而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問題在於借鑒別的學科方法以後要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論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