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國際書展上，我與加拿大許美德教授進行了對話交流，許美德教授在談到其主編的《東西方高等教育碰撞》一書時說，世界大學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西方的模式，一種是中國的模式。她說：“很多西方高等教育比較學的專家，以為隻有一種大學模式，以為所謂全球研究型大學的來源隻是歐洲的大學。但是在世界史上，大學確實有兩個主要的模式，一個是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另一個是中國的科舉製度。中國科舉製度比歐洲中世紀大學早1000多年，兩者都有它重要的價值觀。比如中國方麵，科舉是為國家服務的，士大夫是屬於國家官僚製度的，為國家工作，是公務員。但是歐洲本來就非常講究自主權，學習自由和大學自主權有法律的保護，國家不能幹擾，這就是中世紀時代歐洲的大學。但是到十七八世紀，歐洲的新國家形成的時候，法國還有其他的國家受到中國的影響，比如我們看看法國的大學，他們是屬於政府的體係，所有的教授都是公務員。所以確實可以說有兩種這樣的模式。”這段話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她說的是大學的模式，並談到這兩種模式背後的大學價值觀。從表麵或形式上來看，世界各國的大學都差不多，大學裏設學院，有各種文理學科，大學的職能是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似乎都一樣。中國大學的模式也是從西方引進的，機構和教學、科研都有共同性。但是隱藏在大學背後的價值觀卻有很大的不同。
大學的價值觀是什麽？怎麽確定的？有沒有發展變化？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認為，大學的價值觀是由大學的起因和功能來確定的。從價值觀出現的形態來說，許美德教授把它分成兩種模式，這種分類是從東西方兩種文化的不同以及大學的起因說起的。但是從大學的功能發展來看，大學價值觀表現出來的形態，遠遠不止這兩大模式，而且它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的。自從歐洲民族國家建立以後，大學的價值觀也隨著民族主義的高漲而發生了新的變化，各國大學的價值觀就有著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