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照走了，好似不辭而別地走了，他走得如此突然，那麽倉促，我們沒有來得及話別，沒有來得及再敘敘舊。炳照常常稱我為老師，其實我哪裏是他的老師，而是同學，是同事，是朋友。隻不過我比他年長幾歲，早幾年畢業而已。我認識炳照是在1962年我從師大附中被調回師大，他正在中國教育史研究班學習的時候。我因為在師大隻上了兩年學就到蘇聯去了，沒有學過中國教育史，因此就到中國教育史研究班去旁聽。所以我說與炳照是同學，一點不假。炳照畢業就留在教育係，我們又是教育係的同事，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其間我們又曾同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評議組成員，每次開評議會他都幫助我做許多工作。他還幫助我編纂《中國教育大係》《中國教育大百科全書》。我們兩人的情誼豈能用同學、同事、朋友幾個詞說得清楚。
炳照是中國教育史學界承上啟下的人物。他師承毛禮銳、陳景磐、陳元暉、邵鶴亭、瞿菊農等老一輩教育史學家。“**”結束以後，他接過這批老先生的班，開拓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他先後主編了《中國教育思想史》《中國教育製度史》等專著，又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的編纂工作。他對我國古代私學、書院和科舉製度深有研究。他不僅研究中國教育通史，而且拓展了區域教育發展史的研究。他對教育史學也有較深的研究和獨特的見地。
他堅持教育史研究中“古為今用，以史為鑒”的史學原則。他認為研究中國教育思想史就要“探尋教育思想產生、發展及其演進的曆程，挖掘曆代教育思想的豐富內涵，總結前人認識教育現象、指導教育實踐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揭示教育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研究中國教育製度史“也不能僅僅局限於對曆代教育製度做出曆史文獻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應該在重新審視中國曆史上教育製度的形成、發展和變化的曆史時，回答教育製度作為一個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與現實存在的教育製度之間的關聯，探討現代教育問題的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