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辭典》編纂經驗談
作為教育科學研究“七五”規劃國家重點項目，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部《教育大辭典》，從1990年7月起陸續與讀者見麵，至今全書12卷已全部出齊。作為這部辭典的主編，我感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經過六年多的辛勞，千餘名作者的努力，這部大辭典終於像一個新生兒一樣呱呱墜地了。懼的是這部辭典無論在整體結構上，還是在選詞釋義上總還有許多不足之處甚至訛誤之處。雖然我們的作者都是嚴肅認真的，編纂處、出版社的同誌也都竭盡了全力，但由於時間短促，資料欠缺，成書未能盡善臻美，總是一件憾事。不足之處隻好待出合卷本時再來彌補了。
編寫大辭典，在一般人看來，似乎用不著創新，隻需要把前人的創造加以選擇、整理和編纂即可。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我們在編纂過程中深深感到，這是一項教育科學研究的係統工程。教育是人類社會的一種複雜的社會實踐活動，以教育實踐活動為對象的教育科學經過了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如果從我國的《學記》作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專著算起，距今已有兩千多年，如果從誇美紐斯的《大教學論》算起，距今也有三百多年。但是真正形成一個獨立的教育科學體係則還是近百年來的事，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教育科學才有了空前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分支學科。教育科學已經不是一門大教育學所能包含的了，而是成為一個教育科學群體。一部《教育大辭典》要把幾千年來人類教育活動的實踐和理論全部包容，談何容易。下麵我想談談在編纂這部辭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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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設計《教育大辭典》的整體工程時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整體結構問題。教育大辭典既不是教育大事典，也不是教育學大辭典，它應包攬從古至今人類教育活動的實踐和理論。我們為這部教育大辭典定的目標是“匯集教育科研新成果，熔古今中外於一爐”。如何處理古與今的關係、中與外的關係、理論與實際的關係，就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