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菁中學要編印沈鵬的書法集《江陰頌——沈鵬書曆代名人詩詞》，要我寫個序。我既非書法家，也非知名人士，本無資格給我國當代著名的書法家寫序，但卻一口答應了。原因是我可算得上是沈鵬最老的同學和朋友，又是母校要為他出書，這兩層關係，寫序是非我莫屬了。
我和沈鵬的友情已經有五十六個年頭。那是中華民族正在受苦受難的年代，江陰的南菁中學被日寇轟炸得隻剩幾間破房子。1942年在廢墟上複校。1943年沈鵬從上海回到家鄉上學，從此我們就在一起，成了最親密的朋友。說到親密，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那時每學期開學，首先要排座位。在初中的時候，我們倆人高矮相差無幾，因此常常排在雙人桌的同一桌位上。但到高中的時候，我們倆人的身高明顯有了差距，沈鵬比我長高了，但是為能坐在一起，我們總要做點小動作，實在無奈，也要厚著臉皮向同學求情，好在同學們都知道我們情同手足，總是讓著我們。於是我們倆就創下了同坐一個桌位的“吉尼斯”紀錄，從初中二年級到高中畢業整整五個年頭。高中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們又在新中國的首都相聚了。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學習，他在新聞學校學習。以後他在中國畫報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我則留在北京師範大學。幾十年來，我們總是彼此鼓勵，互相幫助，經過了風風雨雨，始終不渝。我倆的友誼又發展到了我們兩家的友誼。
南菁時代是我們一生中值得懷念的時代。雖然那時正是我國曆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年代。前三年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後三年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但黑暗中並非沒有一點光明。鼓舞我們前進的是老師的教導和同學集體的溫暖。特別是有一批高年級的同學，他們較早與地下黨有聯係。他們常常帶領我們開展一些進步活動，使我們較早地接受到黨的教育。我們班也是一個團結的、進步的集體。我們課餘生活很豐富。記得我小時候喜歡畫畫，不知從哪裏弄到一本《芥子園畫譜》，就學起畫來，結果班上許多同學都學起畫來。當時夏鶴齡同學喜歡書法和篆刻，於是班上不少同學練起書法和刻起圖章來。為了節省紙墨，我們用筆蘸著水在方磚上練字。沈鵬今天能成為書法家，與那時的興趣不無關係。在高中時期，我們共同參加了民主運動。由沈鵬等同學發起成立了文藝社團，並開始辦壁報，後來辦期刊。這些活動都為我們後來的成長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