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作為教育政策製定的主體，直接決定著哪些公共教育問題會最終成為高等教育政策問題。人才培養問題是高等教育體製改革的第一個政策問題。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同誌在醞釀改革之際，就意識到人才的匱乏對於經濟發展來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1975年鄧小平同誌曾對當時的大學招生方法和教學質量提出批評：“大學究竟起什麽作用？培養什麽人？有些大學隻有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麽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同誌發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講話，針對中共十一大提出的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強調，“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因此，1977年8月科教座談會的中心議題就是“**”期間遭受破壞的科教戰線如何開展工作，其中就包括高校該如何恢複正常運行的問題，首先就是恢複文化考試招生製度。隨後教育部作為政策製定主體，專門召開了招生工作會議，製定了相關的招生政策。1977年10月，全國有570萬考生參加高考，錄取新生27.8萬人；1978年夏，全國共有610萬名考生參加高考，錄取新生40.2萬人，在校生規模達到131.1萬人。到1985年，高校在校生規模已達到了342.8萬人。
根據康寧的研究，改革開放以後普通高等教育發展速度有兩次發展波峰，第一次就是1978-1985年間，平均發展速度為10.32%；第二次則是1999年高校實行擴招以後[1]。由此可見，1978-1985年間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起飛時期。有學者認為正是由於我國高等教育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與世界現代高等教育相比，處於落後的狀態，特別是“**”十年使高等教育發展出現倒退，1978年後高等教育得到了“補償性增長”。房劍森將這種“補償性增長”解釋為“一種過渡性的、有限的增長，是高等教育增長過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當高等教育的增長達到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相當的某一標準時，補償性增長就為適應性增長所代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