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究竟該如何改革？陳雲指出：“所謂改革，在經濟體製上，說到底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擴大市場作用。”最先進行的是經濟領域內的農村承包製改革、企業的放權讓利、城鄉商品市場的恢複和在沿海地區設立經濟特區，相應的是政治領域內的政府職能改革。高等教育投資體製的改革雖然滯後於經濟和政治體製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也為高等教育投資政策改革帶來了潛在的積極影響。
——農村改革包產到戶。市場機製的引入最先從農村突破，在安徽和四川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進行“包產到戶”，獲得了明顯的成效。這一改革得到了鄧小平同誌的堅決支持：“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1979年後，恢複並適當擴大自留地，恢複農村集市貿易，發展農村副業和多種經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集貿市場開始出現繁榮景象。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非國有製經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非國有製經濟包括除全民所有製企業以外的各種類型的經濟成分，如集體經濟、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等。雖然非國有製經濟在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已經存在，但是規模小、種類少、作用有限，並且其經營和管理更多地受計劃經濟體製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後，非國有製經濟，特別是鄉鎮企業和城鎮個體經濟的發展，為城鄉商品市場的發展提供了相當的動力。例如，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並出台了一係列政策。1984年中央四號文件中，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明確了促進鄉鎮企業發展的意義。鄉鎮企業數量從1978年的152.42萬個增長到1984年的606.52萬個，到1985年又猛增到1222.45萬個。城鎮個體戶從1981年的86.8萬戶，增長到1985年的279.9萬戶，各類合營、外資企業也發展迅速。學者們認為，1978年非國有經濟迅速崛起，1985年形成了一個發展**。而這些企業作為工業化的重要部分，迫切需要技術和專業人才。當時，上海地區出現的“星期天工程師”反映了當時江南鄉鎮企業極度缺乏技術人員的窘狀。“星期天工程師”就是指那些偷偷摸摸為鄉鎮企業提供服務並收取報酬的國營單位科技人員。1988年《瞭望》周刊報道，在上海，這個人群在鼎盛時期估計有兩萬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