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漸進式改革始於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教育等多個領域，而經濟體製改革是我國體製改革的現實起點和原動力，它的成功與否直接決定了其他體製改革能否有效進行。其政策特征也決定了其他體製改革的政策特征：經濟學家樊綱指出的“避重就輕”，最先進行阻力小的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繞開阻力大的、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領域，不惜暫時保持較大的效率損失，支付較大的“實施成本”，以避免大的社會衝突，減少“摩擦成本”，把難以解決的矛盾留到以後再去解決，使社會盡量保持平穩。這種政策模式也被曆史製度主義用製度演進的路徑依賴來解釋，當一套製度規則被確定之後，這套規則就為行動者提供了一整套激勵結構。在此激勵結構中，行動者選擇遵守現行製度，還是改變現行製度，取決於選擇的預期收益率，由於行動者在現行製度內有學習效應，在現行製度內投資回報具有遞增趨勢，從而形成製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現象。因此，政策微調也是對“避重就輕”、“摸著石頭過河”和“路徑依賴”等特征的一種具體化。
在這一時期，高等教育投資由政府單一渠道提供，經費配置由單一的計劃形式來進行。這種單一化的高等教育投資政策既與已經開始的“以市場調節為輔”的社會經濟不相協調，也不適應於高考恢複以來高等教育規模的快速增長。正如同小崗村的“包產到戶”一樣，在高等教育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新思想、新做法，為後一時期高等教育投資政策的“增量”式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