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主要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導，高等教育資源的投入和配置也不例外。即使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我國采用了“雙軌製過渡”的漸進式改革模式，“公眾對傳統體製還並未完全喪失信心，多數人相信這一體製並不需要從根本上被另一種體製所取代，而是可以經過一些小的改良就可有效運轉”[1]，高等教育投資政策仍在很長時間裏受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計劃和市場的觀點及其在高等教育投資方麵的相關理論的影響。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教育勞動和教育投資性質的理論、勞動價值學說曾在改革開放初期被眾多學者引用和闡述（王零、蔣學模、伍柏麟，1979[2]；肖灼基，1980[3]；孟明義，1983[4]；董相岩，1988[5]；薛煥玉，1988[6]），在加強高等教育投資的政策製定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一）關於教育勞動和教育投資性質的觀點
在社會主義教育經濟學思想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是探討教育勞動性質的基礎，而教育勞動的性質直接關係到教育投資的性質問題。馬克思從三個方麵考察並論述了生產勞動的基本含義，確立了生產勞動的範疇。
從最初定義考察即簡單勞動意義上來說，凡是生產使用價值的物質生產力勞動，都是生產勞動。這包含兩個含義：其一，生產的是使用價值，為了維護勞動能力再生產的勞動。其二，是從物質生產勞動過程中所體現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關係來說的。其形式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內容是物質變換，其結果是物質產品。那麽，也就是說，凡直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才是簡單勞動意義中的生產勞動。
從社會形態上觀察，即從社會形式規定性考察，是從物質生產勞動特殊社會形式方麵，即物質生產勞動過程中人與人的生產關係來考察的。馬克思說：“這個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從資本主義生產意義上來說，隻有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也就是說，勞動力必須創造出多於本身消費的價值，即自身維持和發展勞動能力的價值。否則不創造剩餘價值，商品貨幣便不會轉化為資本，就不是生產勞動。反之，不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隻要能為資本家創造出剩餘價值，就都是生產勞動。由此可知：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條件下，區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不是以物質規定性來決定的，不是以活勞動和勞動效果之間的關係、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係來決定的，而是以特殊的社會形式規定來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