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政府的具體目標往往是由公平、效率等基本目標派生出來的，即公共政策的效能一般以效率（或效果）和公平為衡量標準。
（一）效率
效率（Efficiency）一般被界定為投入產出之間的關係，是所獲得的效益與投入成本的比例，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等量化標準分析，當某種政策的作用無法用量化的效益或成本來表現時，效能則表現為效果。Mircea Badescu（2007）認為效率包括投入效率和產出效率，前者即如何對一個實體投入更少，而得到相同水平的產出，後者即如何在資源耗費相同的情況下使該實體產出更多，這種實體可為國家，也可為大學部門，以及普通學校。Deborah Stone（1996）認為效率的衡量涉及很多因素，在投入方麵，它涉及如何計算投入，如何確定某種投入與某種產出的關聯，如何確定某種投入的機會成本（投入於某種事物就意味著犧牲對其他事物的投入）；在產出方麵主要涉及：第一，如何確定產出目標，如學校是爭取科研多出成果，追求教學多培養人才，還是希望谘詢多為社會服務；第二，在多種產出目標的條件下如何決定這些目標的組合比例，如對一個學校，如果教學、科研和服務都要做，這三者的地位和比重問題如何安排。一些學者從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指出政府幹預之所以能夠提高效率，主要是由於當經濟衰退、資源不可獲得時，要想走出衰退靠市場自我修正機製太慢，而政府行動可以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決策還可以有效降低不完善信息下的市場交易成本。換句話說，政府通過其政策選擇來建立或影響“遊戲規則”，為市場提供有效製度環境。
（二）公平
公平（Equity）簡單來說就是指收益在不同群體間的公平分配程度，由社會效果來衡量。Deborah Stone（1996）認為公平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是機會公平，每人都有同等的獲取分配物的機會，但不保證最終都能得到。第二是分配公平，這又有兩種情況：一是，分配物對於一定範圍的人群是一樣的，但對於該範圍之外的人可能就不同了；二是，在不同的個體或集體之間是平等的，但對這些個體的背後或群體內部的每個人來說可能並不平等。第三是最終狀態公平，它會充分滿足每個人不同的偏好、實際需求和價值追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