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能否獲得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不僅關涉個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及其在未來社會中的處境，而且關涉社會的民主與進步。20世紀60年代以來，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大發展時期，高等教育被看成是推進社會平等的工具，並被期待能夠打破曆史遺留下來的階級界限，為全體人口創造更大的機會。[1]然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知識的掌握都和一大堆不平等現象、排斥現象以及社會鬥爭如影隨形。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球範圍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在急劇增加，從1970年到1990年，高等教育注冊人數增加了一倍，大學生從2800萬增加到6900萬，到2002年達到了1.22億，估計到2025年可達到1.5億。[2]但是，高等教育入學規模的擴張並沒有有效地克服或緩減人們在獲得教育機會時麵臨的歧視和不公正現象。[3]中國也存在類似的情況。自1999年實行“擴招政策”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和入學人數不斷攀升，截止到2010年，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已達2300萬，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26.5%。[4]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我國城鄉、區域、階層差異與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之間有很大的關聯。那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在獲得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上可能遇到更大的障礙。沃爾特斯稱之為“增長的限界”，在他看來，單純的教育擴張本身不一定會改變各社會群體在“教育隊列”中的相對位置。教育機會的獲得依然與家庭背景頑固地纏結在一起。精英階層總能做到通過接受比競爭者更多的（或更珍貴的高檔次的）教育而排列在教育隊伍的最前列。教育擴張實際上成為在國家政策試圖縮小教育不平等的情況下，社會上層維護自身在教育上享有優越地位的一個“安全閥”，為精英階層提供了規避改革的工具。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教育擴張可能起到一種反改革的作用，抵消旨在通過改變教育機會分配規則實現消除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外在幹預。為此，他指出，除非我們同時關注教育體係中教育機會的分配問題，否則我們就不能認清教育擴張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後果。這就需要研究者關注教育體係中規模增長與機會分配這一雙重過程，避免出現非此即彼的傾向。[5]事實上，各個國家在不斷增加教育供給、擴大教育規模的同時，都在積極建構社會改革方案，盡量弱化入學機會與家庭背景之間的關係，以彌合人們在高等教育機會獲得方麵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