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薩克·多伊徹曾指出，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呈現出奇怪的情形，這個最古老的國家渴望輸入最現代的革命學說、最新型的革命，並且將之轉變為行動。由於本國沒有開山鼻祖，因而，中國的共產主義直接繼承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毛澤東站在了列寧的肩上。[1]而在斯科特看來，列寧是一位極端的現代主義者，極端現代主義是列寧理論中心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他把蘇維埃的社會實踐看作極端現代主義的試驗場。他進一步引用鮑曼的觀點指出列寧政治學在勾畫藍圖時的應用。鮑曼指出，共產主義是現代性最投入、最有生氣和最有氣勢的倡導者……正是在共產主義製度下，現代性夢想擺脫了冷酷無情而無所不能的國家的障礙，從萌芽發展到極致：宏大的設計、無限製的社會工程、巨大的技術、對自然的總體改變。費正清指出，中國的革命領導人選擇了一條建設新中國的最容易的道路，辦法是在繼承下來的最高權力結構中，保持受過信仰熏陶的官僚集團和能使中國社會井井有條的普遍的正統觀念。[2]
現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理性主義的崇拜，而極端現代性就是對理性的極度崇拜。斯科特認為，極端現代主義生長的曆史土壤包括國家權力危機（如戰爭和經濟危機），以及國家不受阻礙地計劃能力極大擴張的環境（如革命權力的交替）。革命者相信通過對整個社會秩序進行徹底的和理性的操作，可以按照自己的藍圖重建社會。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力主推行的“走俄國道路”的倡導以及諸多實踐——在社會、經濟領域開展的土改、階級成分劃分、組織實施“一五”計劃；在教育領域內，學習蘇聯，大規模院係、專業調整、課程教材改革、高等學校招收工農幹部，並且通過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運動成功地消除了各種反對的聲音——似乎印證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