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五月風暴”到“富爾法”確立自治原則
1968年是戴高樂統治的第十個年頭，十年在職期間，他通過修訂憲法削弱了議會及內閣的權力，擴大了總統的職權，同時，戴高樂大力實行經濟體製改革，促進了法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工業生產較1958年增長了51%。然而與此同時，企業的兼並與資金的集中也造成了大量小農破產，工人失業，十年來工人工資水平停滯不漲，購買力大幅下滑，社會危機四伏。
在高等教育領域，一方麵，如前文所述，入學人數的激增與大學資源短缺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另一方麵，寬鬆的入學政策導致部分學生失去學習的動力，同一課堂上學生的能力和水平差距越來越大，由於大學沒有自主招生的權力，不能控製招生標準和數量，隻得繼續增加年輕教師來解決問題；而更為糟糕的是，大學內部課程設置落後，授課方式僵硬缺乏創造力和多樣性，教學生活條件差，管理鬆散考試卻極為嚴格，總之，大學的教育跟不上社會的需求，最終導致學曆貶值，一些文科生甚至剛畢業即失業。學生和年輕教師不理解現實的教育模式，不滿意這種經院式的保守體製，深感前途渺茫。
在政治領域，1962年阿爾及利亞擺脫法國殖民的獨立鬥爭喚起了青年學生對第三世界的同情，1968年2月，美國在越南發動戰爭，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憤慨，巴黎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在思想文化領域，接受戰後新興文化的青年一代不能忍受原有的社會規範，向往與父輩不同的生活，他們追求興趣自由和性解放，不甘於羞羞答答的改良主義和增量主義，早以一種迫切的心情等待著一場大的變革。
1968年3月22日，142名學生占領了位於巴黎郊區的南泰爾文學與人文科學學院辦公樓，並進入女生宿舍。他們要求言論自由、教育改革、性別解放。與隨後到來的警察發生衝突，南泰爾學生自發組成“三月二十二日運動”組織。5月2日，巴黎索邦大學學聯所在地被燒，次日，“三月二十二日運動”與全國學聯召開大會，抗議鎮壓，當局派出的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導致了“五月風暴”的爆發。學生運動迅速蔓延全國，並影響到社會各個階層，5月13日巴黎舉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遊行。5月30日政府做出讓步表態，一方麵，總統宣布解散議會並在憲法規定的期限內舉行改選，同時政府還采取了增加工資、家庭補貼、失業救濟等措施；另一方麵，雖然運動表麵轟轟烈烈，參加運動的各個階層實則各懷私心、缺乏組織，到6月中旬，5月風暴即逐漸平息。不管對於這場政治運動的評價如何，法國社會卻的確由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法國人的思維、感覺、談吐、服飾，對孩子的教育，或者家庭生活、度假、休閑都與以前不同了。”[1]“一切都不可能像從前一樣了。”[2]同年7月，法國政府重新組閣，戴高樂任命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出任國民教育部長。富爾是個善於斡旋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主管民族解放委員會的立法機關，之後在第四共和國的國民議會中亦有出色表現，1963年還曾作為戴高樂的特派員來華與毛澤東和周恩來有過直接接觸。在支持戴高樂當選總統之後，富爾一直以其善於調和左右兩派而著稱政壇。他很清楚高等教育改革對於局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而即將出台的政策既不能無視“風暴”中學生們的民主要求，也不能夠放棄政府對於國民教育的權力。在此背景下，他主持並出台了《高等教育方向指導法》（亦稱“富爾法”）。1968年11月富爾法案獲得了議會左右兩黨的共同肯定（444票讚同，0票反對，39票棄權，棄權票多來自法國共產黨人），成為法國政壇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法律之一。法律共分9章46條，明確規定了法國公立大學的任務、性質、組織及辦學原則，法律指出：“法國大學應保證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服務，並且根據社會需求的變化而不斷調整自己。大學通過傳播知識和職業訓練讓學生認識他們所在的這個社會，並且賦予他們改善社會、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