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綜合化改革離不開製度化的治理架構，現代大學製度的建設也離不開協調的治理模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目標，這一目標的確立不僅切合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階段性要求，同時也反映了全球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總體趨勢。
我國的教育在很長一段時間被拘於中央集權，政府對於高校統得太死、管得太多，直至1979年12月《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些上海教育一線領導呼籲大學自治權的文章[1]，大學治理的問題才逐漸為研究者所重視。1985年，在經濟體製改革的推動下，中共中央頒布了“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1992年，原國家教委提出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學校的關係，逐步確立高等學校的法人地位，進一步明確學校的權力、義務、利益和責任”。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權力下放”已發展成為高教改革中的關鍵詞，政府開始嚐試從過去的高度集權和過度行政幹預向立法、撥款和政策監督的職能轉變。1998年國家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確定了高校的法人地位並明確了高等學校享有的七大自主權，在我國大學自治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一路走來，我們看到了政府改革和放權高校的決心，然而體製的改革是一個有機體，絕非一朝一夕。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再次強調了賦予高等學校自由權的問題，並將焦點落在“高等學校去行政化”上，2011年，教育部在北京師範大學等二十幾所高校建立試點，探索新的協同治理模式、建立合理的內外部管理結構，為現代大學製度的建立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