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之中，幾乎可以發現以後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論自然科學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種一般原理和形成史、發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臘那裏去。[1]
——恩格斯
作為人類創造的一種曆史悠久而獨特的機構，大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在人類各種文明、各個時代的社會進步中發揮著無與倫比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以舒爾茨（Thodore W.Schults，1902—1998）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的誕生，成為大學這個培養高級人力資源的組織從人類社會邊緣正式進入社會中心區域的助推劑；而20世紀80年代初以羅默（Paul Romer，1955—）與盧卡斯（Robert Lucas，1937—）為代表的知識經濟理論[2]及其實踐樣態更迫使當代大學站到了舞台中央的聚光燈下，成為社會的“軸心機構”。至此，有關大學的性質、目標與理念的分歧與論爭再次成為高等教育研究的熱門課題，盡管仍然很難對上述現象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鑒於曆史上幾乎所有有關大學性質、目標與理念研究涉及的方法、內容及其哲學基礎都與人類曆史上的理性與理性主義哲學思潮息息相關，故本書從大學理性失範的概念、根源及其表現特征的分析入手，通過詳細闡述大學理性的哲學基礎、曆史傳統與現實追求，概括出大學理性的概念及其行動類型，進而闡明大學理性的學理基礎及其內外功用。
[1] ［德］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7.
[2] 盧卡斯1988年《論經濟發展的機製》和羅默1986年《收益遞增和長期增長》兩篇文章奠定了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經濟增長理論不僅應考慮未來幾十年的增長，而且應研究世界範圍內經濟長期增長的機製、源泉；也不應僅揭示某一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也應揭示整個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他們認為，現實經濟是以不完全競爭為市場條件的，因而產生規模收益遞增，這種結果是由於人力資本積累而來的，因而把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歸結為人力資本內生、積累與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