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曆經30餘年的艱苦努力，中國高教領域成績斐然，既有針對各個不同階段的不同重大高教實踐問題的理論探求，又初步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高教學科體係。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們既注重吸收和運用包括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一般理論、具體理論、研究方法來分析、探討中國高等教育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現實問題，又逐漸注重建立起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學自身的話語和理論體係，並逐漸勾畫出了高等教育學和其他學科的邊界。
自中世紀產生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以來，這種最具原創特色的組織形態已經跨越了近千年的曆程，近現代大學的發展路徑就是一部大學內部理性邏輯與大學外部多重壓力不斷對抗、相互製約，繼而在新的起點上建立新的平衡的曆史。任何一種新的高等教育機構的產生往往就是人類探尋高深學問活動即理性繁榮的結果，因而大學自創建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人類傳承知識與創新知識的主要場所。可以說，認識論及其理性思維的發展是推動大學這種特殊組織機構演化與製度變遷的動力，其中圍繞知識的認識論問題就是大學理性的中心議題。西方大學發展史的比較研究與曆史研究表明，從古希臘學園到中世紀大學，從近代偏重教學的英式大學到偏重研究的德式大學，再到倡導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並重的美式大學，大學理性無時無刻不貫穿於其中。首先，知識與理性是整個學術係統工作的基本材料和基本工具，教學和研究則是操作這種材料和工具的基本活動；其次，大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所謂“高深學問”，本身就是大學基於自身理性執著追求的結果；最後，現代大學所提倡的社會服務，必定是大學應用自身所特有的高深知識和學術理性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過程。現代大學的三大功能合法地位的獲得分別在不同時期以不同途徑出現於不同的國家或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