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本原
正如上文所述，中國高等教育總規模從1998年的786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2979萬人，毛入學率從不到10%增長到24.2%，每年高校畢業生從1999年不到100萬人增加到2009年突破600萬人，完全邁入大眾化階段。當然，這種跨越式發展帶來了一係列問題，在公眾眼裏，大學似乎正成為一個忙碌的大市場，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層交易的色彩，大學係統開始麵臨來自利益相關者的質疑、批判與問責，甚至被直接冠以“非理性發展”或“理性失範”的稱謂。大學領域出現這麽多的困惑卻不能為公眾及利益相關者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顯然表明了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原創性研究的蒼白與落後，盡管已經建立了學科分類，但由於缺乏紮實的哲學基礎，因而難以形成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學術研究流派。
簡要地說，現代大學的規模擴張與巨型化發展趨向，表明的是大學與經濟社會之間的密切關係，即為了獲得大量研究經費，大學轉向外部世界，“誰出錢，誰做主”的資本原則使得資助者的目標決定大學研究的方向，從而促進了大學重心的加速外移。政府通過引入種族、性別、社會地位、大眾化、普遍入學機會等“反精英主義”或民粹主義標準，通過“開放大學”“回歸教育”“終身教育”等新的概念，與“以科學為基礎的工業”“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思想一起形成了幹預與控製大學事務的新模式，並在20世紀60—80年代成為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擴張的原動力，20世紀90年代以後仍然留存有這方麵的影子。顯然，當下的中國高等教育政策及其發展模式，依然是在模仿並實施這種強力的大學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係模式。
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及其理論解釋，盡管經曆了近十年時間的引進、吸收和本土化研究，但其主題仍主要局限於馬丁·特羅的大眾化理論，其語境也有淪為我國高等教育主流話語體係的危險。事實上，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應該隻是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理論之一。[1]有學者研究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學者對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有三種表達方式，其一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稱為“高等教育規模擴張”（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其二產生於70年代，稱為“高等教育大眾化”（Mass/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其三產生於90年代，可稱為“每個人對高等教育的參與”（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2]第一種表達方式基於美國政府資助複員軍人入學浪潮引起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這是在沒有形成相對完整的高等教育理論體係的情況下，對高等教育擴張方式和現象的描述，卻衝擊了精英高等教育的現狀與理念，使“每個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成為可能。第二種表達方式是特羅教授的獨特貢獻。他以適齡青年人口毛入學率作為指標劃分了高等教育階段，指出不同階段的入學標準、教學內容與方法、培養方向及教學質量考核與評價標準等各個環節都會出現與其他階段“質”的不同。第三種表達方式則表明90年代歐美國家越來越多地用“每個人的參與”來表達高等教育新理念，揭示了人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