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我深切感覺到知識分子的迷失，並為此煩惱不安，這種感覺似乎困擾著我們的文化機構、大學和專科學校中的許多人。公眾有權利聽到來自我們文化機構的高質量的學術討論，而且作為有著無限潛力的聽眾，他們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1]
——弗蘭克·富裏迪
布魯貝克曾經轉引康馬傑的話說：“毫無疑問，大學是理性的堡壘，否則就不是大學。”其含義也可以這樣說：隻有合乎獨特的大學理性哲學模式的文化，才會在這種嚴格條件限製的文化競爭中脫穎而出，積澱成大學長久的文化特質。至少，一所好的大學應該有這樣一種氣氛：有一些問題應該被所有人思考，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沒有人問，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氣，不允許不利於或者妨礙自由探索的東西存在；它保護傳統，不是因為傳統就是傳統，而是因為傳統提供了在極高水準上進行討論的模式。美國著名思想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1930—1992）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第三卷《大學》中指出：“大學是一個以理智為基石的國家的神殿，是奉獻給純粹理性的。”[2]再聯係到斯密在《國富論》第五卷“論教育”時指出，大學的改革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和以它為基礎的政體的建立起了多麽重要的作用，即“研究院和大學是自由民主製度的核心、基礎、貯存庫（向社會提供原則使其生機勃勃）和源泉（向社會提供知識和教育使政治製度的機器轉動）”。為此，他發出了“崇尚平等、自由和人權的政體是理性的政體；自由大學隻能生存在自由民主政體之中，自由民主政體也隻能生存在有自由大學的土地上”的感慨。[3]因此，結合本書前麵的研究成果，可以說，隻有大學理性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礎和品質。這似乎也從一個側麵暗示了為什麽20世紀以前的中國封建社會盡管存在著大量書院，卻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正是由於當時的社會完全排斥科學、理性與自由，認為隻有忠孝仁義及其詩書文章才是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