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係統的產生源於社會的需要，社會的需要推動著大學的變革與發展。中世紀大學自誕生後因為專注於“純學術”研究而充滿理性主義的色彩，被冠名為“象牙塔”，人們所有關於大學的想象無不源於對高深知識和智性本身的頂禮膜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以科學為基礎的工業”和“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的成型，大學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交匯，使大學成為知識工廠和“中轉站”，大學理性麵臨日漸官僚化、工廠化、企業化的挑戰，“用戶至上主義”對高等教育的事業特征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大學控製權逐漸轉移到大學管理者和政府當局手上，或通過教學與科研的商業化轉移到市場中，因而現代大學缺少整體原則，其結構是“昔日學術自治、宗教等級與今日的官僚體係的混合體，而這種官僚體係本身又是在學術自治和宗教等級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1]。因此，一方麵，現代大學在這種情況下就更需要明確大學理性作為大學的“理性精神”，也是一種要求倫理認可的確定**準則，是一種已被合法化的、對人會產生心理約束力的規範，它是大學在其產生與發展的曆程中對外部世界達到最完全認識的能力及其表現出來的穩定特征。盡管就大學理性的表現形態來說，單個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組合可能形成“個體理性”“群體理性”“組織理性”“人類理性”等不同類型，但我們仍然繼續嚐試以大學理性為基石，以價值中立、學術自由、道德倫理為經緯，構造出現代官僚體製下的大學行動類型（見下表）。
如上表所表明的，盡管“理想圖景中的大學”是傳統行動與情感行動追求的指向，但由於現實世界外部因素的製約，注定隻是盲從習慣或受製情感，最終隻是“水中月、鏡中花”的一廂情願。“現實圖景中的大學”是工具理性行動與價值理性行動追求的指向。其中，“工具合理性行動”在責任倫理準則下堅持價值中立，是基於目的的合理性，是一種徹底的理性行動，行動者將其行動指向於目的、手段和附帶結果，理性地衡量手段與目的、目的與附帶結果以及各種可能目的之間的相互關係；“價值合理性行動”則由於鑲嵌了個人的價值判斷，因而與“信念倫理”相關聯，具有了非理性成分，它立足於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之上，符合行動者本人價值的，為此要不計一切代價去實現這一理想。兩種行動都經過了理智的思考和判斷，盡管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屬於合理性行動。事實上，可以說，大學曆史的全部文明及其表現形態的論爭大部分都來源於工具合理性行動者與價值合理性行動者之間，以及價值合理性行動者內部的緊張與對立。一般來說，責任倫理支配下完全具備“大學理性”特征的工具合理性行動指向“實然的大學”，即處於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大學既具有自身的邏輯和相對獨立的性格，又是一種受宏觀和微觀環境影響並賴以生存的有機體，其外在特征和社會職能在各個曆史時期變化不定，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從曆史上來看已經從行會變成官僚組織，直到現代的巨型官僚大學。信念倫理支配下的價值合理性行動指向“應然的大學”，即在行動者內心深處的理想圖景中“大學應該是什麽”的自在自為狀態，但由於行動者本身是“現實機會主義者”，嵌入了行動者本人的價值判斷，因而導致絕大部分情況下“各個行動者心中各有屬於自己的大學”，正因為鍾情不一，自然會理解各異，爭論激烈。至於大學的傳統行動者與情感行動者，既因為他們指向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圖景的大學”，又由於其行動標準或盲從於世俗與宗教的慣習，或受製於無從控製的情感衝動，盡管給多樣的大學圖景中增加了一抹色彩，但由於完全屬於非理性的衝動與行動，基本上不具備促進大學進步與變革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