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韋伯生活在世紀交替、德國大學體製發生了深刻變化的年代，也是德國國家體製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年代，因而韋伯的大學思想都或明或暗地潛藏著這樣的思想基調：“在已經到來的個人如同其中一隻齒輪被組合到一個巨大的機械那樣的、由鐵柵欄圍起來的裝置裏（‘鐵籠’）存在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構造中，人類將應該如何自由地進行自發的活動？人類如何對待與理性的合理化同步進行的官僚製度化？人類一邊接受這難以擺脫的命運，一邊考慮著盡管處於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如何保持和守衛個人自由的神聖領域？”[1]在韋伯的內心深處，大學及其研究機構越來越官僚化、專門化和企業化，而且滲透到整個大學的學術體係中，它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理性化思維密切相關，既成為現代大學的危機，也是對自身學問體係的挑戰，深深涉及傳統的學術倫理精神。因此，韋伯的大學思想自始至終都基於大學外部環境的理性化世界與自身學術研究現場製度之間的關聯，即從“大學官僚製度”的視角出發來論述自己有關社會科學研究的立場與原則，而且越到晚年這種傾向越明顯，《以學術為誌業》作為韋伯生前最後的演講就明確體現了韋伯這種鮮明的立場。
一、大學官僚體製
韋伯對18世紀中期以來德國政治體製進行總結，提出官僚製理論，開創了公共組織管理的先河。韋伯既看到了官僚體製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認為官僚體製是行政組織的最有效的組織方式；而對於大學管理體製的轉變，他又不得不在讚同官僚製的同時，極力反對政府官員支配、幹預大學及其學術人員。在對待大學的管理體製方麵，韋伯的態度在表麵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從縱向與深層次看，它們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