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代社會究竟如何與理性溝通與互聯，德國公認的韋伯研究權威專家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如此評論道：“今日的社會學者們在評論現代社會的‘理性’時，有著相當分歧的看法。茲舉兩例以說明：對帕森斯（T. Parsons）而言，現代社會是曆來社會發展中最理性的一個體係。它擁有其他社會所無法達到的適應能力，這種適應力的基礎乃深植於現代社會的多麵向性，亦即使進步的變遷所以可能的一種結構上的多元主義。相反地，對馬爾庫塞（H. Marcuse）而言，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卻正是曆來的社會形態中最不理性的一個。它擁有的是其他社會所無法獲取的操縱能力。這種操縱力的基礎乃在於現代社會單麵向性，使得進步的變遷力量持續地受到壓製。”[1]對此，施路赫特認為，“這種對現狀極端不同的判斷，令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調和雙方的立場。這種立場即使有可能，我想它也無法消弭彼此的差異，而毋寧是站在承認差異這一端的。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對整個問題之來龍去脈的觀察，即從一種‘問題史’的角度出發，來闡明這種差異的由來。”[2]這實際是在告訴我們，在對待重大理論問題的論爭時，需要采取何種態度與路徑的方法與原則問題，即“盡管上述兩位學者都不願意停留在韋伯的分析層次，一個想要超越韋伯（帕森斯），一個企圖回複到韋伯之前的心態（馬爾庫塞），但我們仍不妨在韋伯的立場上多逗留一會兒，因為韋伯社會學本身便屬於現實問題的自我表達”[3]。
通過考察基督新教加爾文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的親和關係，圍繞美國哲學家和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對青年商人的勸言中所表示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話題和歐洲宗教改革後基督新教教義的變化，韋伯利用理性精神與理性化概念構建起了社會行動模型，嚐試探討並回答了如下兩個重要的問題：（1）資本主義的起源及其本質；（2）宗教倫理與經濟行為的關係。[4]韋伯認為，所謂“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就是“靠勤勉、刻苦（禁欲），利用健全的會計製度精於計算（合乎理性），把資本投入生產和流通過程，從而獲取預期的利潤，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個經濟合理性的觀念。這種合理性觀念還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形成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或社會心態（social mentality），然後在近代歐洲蔓延開來……作為近代歐洲獨具的價值體係，它驅動著人們按照目的合理性進行社會行動，最終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產生”[5]。因此，“所謂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就是在此種特殊意涵下指稱的……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與中世紀，都曾有過資本主義。然而，如我們將看到的，它們全都欠缺那種獨特的風格”[6]。簡要地說，韋伯經驗社會學的中心議題就是論證現代資本主義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合法性（legality），而宗教社會學則是通過東西方宗教的比較研究，論證現代資本主義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