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圓滿”，就意味著新“問題”的誕生。學術工作要求不斷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誌於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學術研究，或由於本身所包含的藝術性，能夠提供人們的享受“滿足”，因此可以流傳；或是作為一種訓練方法，也可以讓人有持久的愉悅。[1]
——馬克斯·韋伯
前麵曾談到，大學係統的產生源於社會的需要，而社會的需要反過來又推動著大學的變革與發展。從中世紀產生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以來，大學由於其發展科學知識的貢獻與“純學術”追求，充滿了濃鬱的理性主義色彩，正是這種理性精神使大學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以維護其學術研究和教學自由的曆史傳統，被冠名為“象牙塔”。但隨著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性化進程與官僚體製的發展，特別是19世紀60年代以來非理性主義的泛濫，一方麵，大學與政治的關聯日益密切，官僚思想侵入大學的學術自由與自治體製，作為國家機構的大學取代了作為理念的大學，大學係統日益淪落為國家的附庸；另一方麵，大學開始承受非理性思潮不確定性的拷問，導致智性與美德的分離，學術探究中的不確定性與校園玩世不恭的信條迫使大學擺脫原有理**的傳統與規範，甚至部分放棄對理性與客觀性的信念。在這一運動過程中，大學部分喪失了自身的理性，放棄了自身的獨立。麵對知識經濟的新環境與大學更加“企業化”的性格，大學及其學者到底應當如何恰當運用大學理性，有所執守地處理理性與情感、行動與精神的密切關係，可以通過馬克斯·韋伯“理想類型”方法論與社會行動類型的闡釋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1] ［德］馬克斯·韋伯.韋伯論大學［M］.孫傳釗譯.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