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對大學的發展與變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大學帶來了突如其來的劇烈變化。在戰爭開始後，許多學生和年輕教師參加了軍隊，年紀大的教師尤其是科學家將研究方向轉移到有益於自己國家的與軍事相關的問題上；當戰爭結束時，大部分戰時組織解散了，大學試圖重新開始，盡管大學的組織模式依然如故，但大學的支持模式發生了重要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若幹年在某種程度上是大學的複原期。但俄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連年的國內戰爭和政治運動，無法完全恢複元氣；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勢力對大學產生了災難性影響；德國納粹政權破壞了德國大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取得的卓越地位，造成了毀滅性影響。總體而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大學遭到瓦解。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給世界格局帶來了極大變化，更對大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為應付戰爭，大學削弱了由洪堡一再闡明的辦學指導原則，模糊了與其他機構的邊界，大學及其成員大規模卷入到實際事務中。德意兩國的大學受到了災難性打擊，學術傳統幾乎損失殆盡，英美兩國的大學則表現了頑強的韌性與旺盛的生命力。在戰爭期間，英美兩國主要由大學及其學院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研製出了原子彈和雷達，改進了軍事內科學和外科學，執行了大規模的經濟項目；以數學家和人文學者為代表的密碼分析項目和其他傳統意義上的技術成就，表明大學的學術訓練不管是對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的實用性項目都可以做出重要的貢獻。因此，這些情況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學變革與發展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後果：“由於英國和美國學者這些經曆的結果和對他們成就的讚賞，是大學的社會作用的一個深刻變化”，“大學在過去由於作為有益人們的訓練有素的真理追求者、作為對世界以往之成就的理解者和詮釋者受人景仰，而現在大學及其教師的形象和地位發生了深刻變化。尊敬被實際利益的期望所取代。學者對大學的信念也在同一趨向上發生了變化。的確，學者通過自身對實際事務上的能力的自信，助長了人們的更高期望。”[1]大學似乎成為提升生活品質、促進社會富足、防止和治愈社會疾病、提高國家地位的機構性工具。自此，無論是富國還是窮國，隻要打算雄心勃勃地發展本國的工業，就都把大學看成是培養專業人員以達成國家目標的工具，並把這視為大學應負的責任。另外，大學被看成是實現社會平等或至少是實現從社會下層躍升到中產階級的“中轉站”，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平等主義浪潮首先體現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中“複員軍人撥款”和允許曾在軍隊服役的年輕人上大學的類似措施上。這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大學人滿為患，後來稱為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浪潮。政府財政支持增加了，政府勢力增強了，大學事務更多了，與之相伴的是大學內部官僚主義顯著增強，大學呈現出一派複雜、忙碌、倉促的景象。“所有這些方麵結合在一起，就導致了與洪堡所認為對大學教師必要的免於分心相去甚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