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令人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其年歲大小，他為自己的行動後果負責任並以全副身心感受到這一責任。他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當某種情況來臨時，他會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隻能如此’。” [1]
——馬丁·路德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全球化的進程、社會期望的改變、新公共政策的調整、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諸如此類的因素對大學提出了預想不到的挑戰。為應對各種挑戰，大學通過提供服務和產品，以全新的方式對外開放的同時，承受著各種各樣的“利益相關者”的問責和審查。富迪（Frank Furedi）如此描繪今天的理性與非理性思想混雜與交匯的大學場景：“真理、知識和道德價值越來越不再被認為是絕對的，而是代表著持有者的立場；知識分子也自覺地不再充當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體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不分軒輊；博物館和美術館走入社區，展出早已被公眾認可或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圖書館裏增設咖啡廳，努力使自己變成休閑場所。學校越來越追求滿足學生的需要，大學教師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變學生；教師降低姿態，自稱也在學習，同時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勵學生的觀點與努力。不同觀點的討論被等同於人身攻擊；學術自由變成了對教學成果的量化審查；生活的經驗被與學習而得的知識等量齊觀。現代大學不是驕傲地遠離商業世界，而是忙著為新發明頒發特許證，或者孵化高科技公司。”[2]
曾幾何時，大學就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理性共同體和公民社會的微觀公共空間。美國社會學家科塞（Lewis Coser）的《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一書就通過“追溯西方知識分子的社會背景，揭示出社會與政治的狀況如何支持或阻礙他們的理念，而他們又是如何在巨大的困難中影響和鑄造了西方的理念世界。” 盡管知識分子所捍衛的理性、正義和真理等抽象觀念往往正是不被“官僚主義”與“經濟主義”掌控的資本場域和權力廟堂放在眼裏的道德標準，然而在科塞的眼裏，知識分子首先是擁有“理智”的人，同時又是理念的守門人，即“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飯的人”[3]，他們從絕對的理念出發，把現實的衝突轉化為理念的衝突，致力於挖掘種種社會弊病及其根源，從而促進社會的自我救助與完善。科塞筆下的“理念人”正是運用其與生俱來的批判職能，以獨立超然的姿態處於社會之中，而又與其保持一定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