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思潮相互碰撞與交融的演變史表明，正如“信仰時代要接受理性的審判”，“理性時代同樣要接受情感的審判”，比如，馬克思同情無產階級創造了資本主義的繁榮卻無權收獲而受盡苦難、克爾凱郭爾提醒人們注意個人的痛苦與孤獨、弗洛伊德指出人們被迫放棄滿足本能的痛苦等，這些都包含了理性時代傑出思想先驅們對人類社會及其傳統大學完全追求純理性、為知識而知識的批判與指控，甚至一度促使人們企圖用“存在主義大學”[1]或“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倡導者所宣稱的“自由矛盾的非大學”（nonuniversity）來取代傳統的理性主義大學，因為在這種類型的大學裏，“學生不受傳統的刻板的學術要求的束縛，可以自由地去繪畫、錄音、寫作、即席表演，可以學習非西方的、非理性主義的文化，學生自己決定什麽時候離開這種院校，離開的時候發一個聽課證書，然後可以繼續學習比較係統的課程，或者參加工作”[2]。與此相反，傳統的大學則被假定為，不管其合法存在的根據是基於政治論的還是基於認識論的，都由於其探尋高深學問的目標而完全信奉理性主義，把自身局限於理性觀念的範圍之內，並反對通過感覺、心靈或精神去探討真理的非理性方法，更“可悲的是，高等教育不僅不能阻止它的學生被套上理性主義的枷鎖，而且還在盡力使這些枷鎖更舒適”[3]。然而，正是上述那些來自“反主流文化”者的評論與爭議，讓大學內外的人們關注到了那些被理性時代所完全壓製的類似於人類情感呼喊的聲音，盡管目前仍然不能對這種高等教育哲學的曆史走向做出最終的裁決與定論。
按照高等教育發展史的研究，大學在原初的意義上乃是人文精神的製度化和人文主義的機構，是人文主義的一種體現，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其人文主義淵源體現為高等教育是一種自由的甚至是自然的狀態中進行的，教學方式以問答和討論為主，而教學組織則是一種自由加入的團體，對學生來說尤其如此；遊學這種當時艱辛、今天看起來浪漫的方式就是那種自由學習的最生動的寫照，因材施教的原則隻有在師生之間可以直接討論的教學相長的環境中才會產生。然而，“早期的高等教育和大學毫無疑問還有理性主義的根源，學術、知識和道德規範在人類早期的理解當中，都包含著形而上學的東西、某種普遍而必然的法則。因而，在這裏，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就是共生共存的東西，即人類自由發展的精神和求知欲導致某種普遍的東西和形而上學的東西的發展”[4]。隨後，這種普遍的、形而上學的東西由於迎合了人們的需要或經得起理智的批判，被采用以規範社會和個人，這就對大學提出了新的要求。這種要求事實上已經對大學的人文主義精神產生了反作用，並且當大學發展越來越正規和製度化之後，這種反作用就越來越大。形而上學的追求如果限製在一個封閉的思路內就會成為獨斷的教條，某種知識或道德戒條就會被指定為最終的真理，從而反過來限製人的自由發展，包括自由的學術研究、自由的思想，以及對道德規範的反思和批評。大學在逐漸演變為製度性的機構之後，就會由求知的自由樂園而固化成為培養與訓練千篇一律的人員的“模具”，甚至發展成為現代官僚體製下新型的“鐵籠”。這說明，絕對的理性主義或科學主義可能會嚴重束縛大學的人文精神與浪漫情感，即如果指定以任何具體的僵化的教條作為大學的最高原則和最終目標，且由於“現實機會主義者”價值判斷的不一致，就顯然會以自己內心中“應然的大學”取代現實生活中“實然的大學”，大學就會因此失去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土壤與動力機製；如果真能做到“像哲人一樣思考，像詩人一樣棲居”，顯然是大學及其學者理想的生命狀況和最佳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