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情感哲學的標準，如果我們暫時把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簡化成理智與情感的關係，那麽英國學者沃爾波爾（Robert Walpole，1676—1745）的名言“這個世界憑理智來領會是個喜劇，憑感情來領會是個悲劇”就非常形象地描繪了理智與情感乃至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微妙關係，說明隻有把握了兩者的中庸之道，才能夠領會這個世界的悲喜劇。正如第一章所述，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就在《斐德諾篇》中把靈魂比作車手，駕馭著兩匹飛奔的馬匹，把車手比喻成理智，兩匹馬則分別比作意誌與情欲，極其形象地揭示了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衝突和製約。而以處女作《理智與情感》成名的簡·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用摻雜著理智與情感的微妙情懷來關照這個世界，在她筆下展現出了“兩寸象牙微雕”般英國社會的一部嚴肅正劇，正是在她那滿是諷刺、尖銳、犀利的文筆背後，包含著一種寬容的審視。可以說，奧斯丁是一位遊離於理性與情感（**）之間的道德評判大師。她對人物性格轉變的描寫，深刻之處在於探討人物在理性與感性這種先天兩歧中的轉化和背反。代表理智的埃莉諾與代表情感的瑪麗安兩姐妹，以瑪麗安與威洛比的愛情終止為分界線，兩姐妹的性格不再那麽判若分明了，她們都開始向著對立的另一方的方向轉化。瑪麗安學會了以理智來控製自己的情感，而埃莉諾則出現了難以抑製的**噴發。盡管對於理性與情感的複雜關係，曆史上眾多大家以文學藝術表現的形式給出了浪漫的解釋，然而要真正從學理上嚴肅地對西方哲學史上的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這樣廣泛且至今還在發揮著重要影響的哲學思潮進行完整而詳細的評論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
從研究的方法與方法論角度來說，近代理性主義哲學對人的思考總是基於“永恒性”，不管是作為邏輯起點的存在，還是作為視界的思維方式，或是作為工具的思維方法，都不隨時間流逝而發生變化，具有絕對主義的特點。這反映出了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優點和弱點。顯然，形成於19世紀中後期的實證主義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高舉“拒斥形而上學”的大旗，對絕對主義哲學思維方式發起批判。而“浪漫主義”運動和“生命哲學”則強調人文學科研究的特殊性，從其他角度攻擊唯理主義，要求建構適應於人文學科研究的新方法。正是基於此，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主導研究方法的關鍵特征就是要關注生存態與暫時性事物的價值與意義，以“時間性”作為問題研究的基石。20世紀中期以後出現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更從文學、藝術、詩歌、哲學、政治、倫理等幾乎所有人文學科領域呼籲批判傳統哲學的獨斷性，要求在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之間展開平等的交流與溝通，從而給非主流的文化平等地位；並且還認為，現代性的主要危機來源於對理性的理解和闡釋，現在需要全麵否定理性主義的觀點，從而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理性觀。比如，20世紀40—60年代，短短30年間就發生了兩次慘絕人寰的戰爭，野蠻與暴力空前猖獗，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不僅從軍事上而且從意識形態上全麵參與了戰爭。麵對1940年夏季希特勒的攻勢，丘吉爾認為贏得戰爭的唯一途徑是“用重磅炸彈對納粹國家進行毀滅性和根除性的打擊”。而到20世紀60年代印度支那戰爭時，美國領導人仍然想“要把越南炸回石器時代”。自詡為時代精神的西方哲學理應要對這種現象進行深刻反思，對人類這種“墮落的理性”進行詰難。實質上，非理性主義譴責的正是那些“隻靠風俗、習慣、規章製度生活，把自己局限在狹小的範圍內，束縛於片麵的理性教條，他們以理性和秩序為借口，對人民的苦難漠不關心”的所謂理性主義和理性主義者。[1]在這個意義上，非理性主義對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顯然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