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的中西分歧與多重內涵
“理性”一詞最早見於何處，現在已難以確證。至少在西方人的視野裏，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可能缺少西方意義上的理性概念。一般來說，理性概念來自於西方。例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考察並比較東西方宗教後就斷言：“所以亞洲的政治思想都無不缺少一種可以與亞裏士多德的係統方法相匹敵的思想方法，並且也確實缺少理性概念。”[1]然而，有學者斷定，中西方都有自己的理性觀來源，隻是伴隨著各自精神與信仰的差異，其理性觀念呈現出實用理性與科學理性的差異。西方人崇拜上帝，中國人則更關心人類自身的生存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2]。子不語怪、力、亂、神。與西方相比，中國人的理性一開始就趨向實用理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且認為，人可以統率生命和感知，能夠協調人際關係，能夠判斷善惡。正如荀況所說的“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3]。中國人思考的更多的是人怎樣生存以及如何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而其理性與生俱來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孔子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克己複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言論表明，這種極其注重人際關係和人的生存需要的中國哲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實用主義”精神。後來，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科學理性觀念傳入中國，但科學僅僅被視為一種工具，而非理性的組成部分。可以說，在中國的觀念裏確實沒有完全形成西方科學理性的概念。對此，李澤厚曾經總結認為：“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義的泛濫。它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構成了一種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國民族獲得和承續著一種清醒冷靜而又溫情脈脈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好曆史，以服務於現實生活，保持現有的有機係統的和諧穩定為目標，珍視人際，講求關係，反對冒險，輕視創新……它在適應迅速變動的近現代生活和科學前進道路上顯得蹣跚而艱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