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紙質教材的應用主體
對教材應用對象的認識經曆了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在我國古代，教育是為統治者鞏固其統治地位，推行其統治服務。學校最初隻招收王公貴族子弟，普通老百姓子弟被剝奪了受教育的資格。在封建社會經濟較發達時期，普通人也能夠上學，教材的使用者得以拓展，但教學的內容總體並沒有變化，所教授的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由於這些典籍都不是專為教育編寫，主要目的是強化封建製度、封建禮法，其應用主體顯得空泛。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借鑒蘇聯的教育製度及理念。而蘇聯“十月革命”初期，對教材的應用對象問題，就存在一種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教科書是否是教師講授內容的“提要”，不需要任何細節和事實，不必使用插圖或漂亮的裝幀。這種爭論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告終。到50年代，學者科瓦廖夫等認為中學教科書的體例結構應和大學教科書一樣，是知識的簡明綱要，不必追求趣味性，不必包括文獻資料。這種觀點明確了教科書的應用對象是教師而非學生。到50年代後期，蘇聯就教科書問題展開大討論，其中包括教科書應用對象問題。科羅甫金等專家認為教科書不是曆史著作，它不應是“知識的簡明綱要”，應當考慮學生的年齡特征和教學規律。在此基礎上，之後出版的曆史課本便把“內容節”改為“課時節”，增加了習題作業，補充了一些原始文獻材料，注重教材的生動活潑。這種變化是把教師和學生都作為教科書應用對象。[86]概括而言，可以把20世紀80年代作為分界，在此之前蘇聯把教科書定義為“教師用書”，80年代之後定義為“學生用書”。
相應的，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的教科書把應用對象定位於教師，強調“學科中心”，注重教師教授知識內容的係統性、學術性，而忽略了學生對教科書的主動應用。這種做法隱含了一種錯誤的認識，就是教必然引發學，有效的教也必然導致理想的學，因為教學係統中學生被教師掌控，教師是教學成效的關鍵，學生隻需服從、配合教師的教學行為即可。